西安事變絕密文件紐約拍賣

西安事變絕密文件紐約拍賣

  



一批和西安事變有關的秘密文件在紐約拍賣，總成交價逾270萬美元。這批文件是邦瀚斯拍賣公司當日中午拍賣的，拍品包括以前未對外公開的重要資料，比較珍罕，其中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的拍品最受外界關注。

　　其中有兩件是毛澤東署名的信函和文件。一件有毛澤東署名的致張學良秘密信函以45.8萬美元拍出。拍賣行介紹，該信由毛澤東與彭德懷以紅軍領導人身份共同署名，"可能是(中共與張學良)雙方首次互通往來的文件"。信中"讚揚了張學良對抗日救國的始終不懈，繼而提議雙方合作，執幹戈以衛社稷"。

　　另一件有毛澤東署名的"抗日救國協議"以50.6萬美元拍出。拍賣行介紹，文件開頭"明列協議之目標，即對日本武裝抗戰、保衛中國、收複失地;實現抗日聯合陣線、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等。

　　此次拍賣會上成交價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張學良1937年1月所寫的"告別信"，以85萬美元成交。該信共8頁，張學良在信中表示"寧可自盡也不願受辱"，並叮囑家人"願張氏子孫為國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願世世勿忘"。信尾向宋子文等人交代了張家財產的分配。

　　拍賣會中的拍品還包括李宗仁送給張學良的電報號碼簿、張群致蔣介石信函等。海蘭?裏昂曾為張學良駕駛飛機，與張家關係密切，因此這批密件在其手中也並不難理解。此次拍賣的還有一批海蘭?裏昂與中國相關的其他藏品，以48萬美元成交。

　　此前有媒體稱，已有多家中國的博物館與邦瀚斯拍賣公司接觸，試圖回購。但拍賣仍如期進行。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扣押蔣介石，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時各方是如何主張處理西安事變的?

　　著名曆史學者楊奎鬆教授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有著具體的敘述：

　　張學良向中共通報西安事變

　　張學良和劉鼎12日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共中央方麵究竟何時收到，如今還頗難具體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這一天晚上，仍舊在問張學良： “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這也就是說，因張學良扣蔣，整個西安城裏的軍民已經像開了鍋似的喧騰了一個白天之後，中共中央似乎還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發生了這回事?

　　問題僅僅在於這一切太讓人吃驚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竟很長時間難以相信，事情真的會如此順利。他們一邊迅速就此做出反應，一邊卻不能不再三想辦法核實這一消息的準確性。而根據前此約定的聯絡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規定守聽西安電台的時間一日僅三次，西安方麵守聽時間主要又隻是在晨5時與晚9 時。

　　所以，直到當晚9時，中共中央才有機會再次與張學良通報，提出他們的疑問。他們同時提議：(一)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將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由紅軍擔任箝製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務。(二)必須將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內，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緊急時應做斷然處置。(三)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協商大計。

　　毛澤東主張除掉蔣介石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領導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正式討論對於此一事變的估計與對策。毛澤東首先作報告，肯定“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意義，就是在它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說“這一事件的影響是很大的”，“他同我們的友好是公開的，(事變)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了出來，因此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是曆史事業，是應該擁護的。”

　　毛澤東評價說：其實，蔣介石最近的立場嚴格說來還是中間性的，並非投降的或親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麵的。這一立場對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這樣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變已經發生，“在我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麵都有好處”。

　　他提議，目前“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製南京”。為此，第一，應在人民麵前揭破蔣介石的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應公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第三，應穩定黃埔係、CC派，積極爭取元老派、歐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對於是否要在西安成立全國政府問題，他主張可再考慮，但應設法使東北軍、十七路軍不僅在政治上與我們一致，而且使他們在組織上與我們一致，應下大力去做這一工作。

　　對於要不要以西北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問題，在會議上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周恩來主張：“在政治上不采取與南京對立”的形式，可以考慮在西安召開抗日救亡代表大會和成立抗日援綏委員會之類的組織，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更為有利”。張聞天更明確提出：“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的組織，還是應當“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但必須“改組南京政府”。

　　張國燾則讚同毛澤東的意見，他提出：“我們說到要以西安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為政權中心的意義”。說西安事變的意義，“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在反蔣問題上對南京方麵就應考慮一下，張學良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我們的態度亦須表示。再在反對獨裁上，亦要聯係到南京政府存在問題”。他指出：“內亂問題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隻是大小的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討論的結果，會議沒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顯然，正如博古所說，國際指示全國抗日一定要爭取蔣介石部隊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現在不能變更這一策略。故對西安事變，隻應看成是抗日的旗幟，不好看成是反蔣的旗幟。但西安事變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蔣的意義呢?與會者對此認識不一。

　　很明顯，張學良文寅電第一句就是：“蔣之反革命麵目已畢現”，他是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慮對蔣采取行動的。這本身就包含著某種反對蔣介石個人的意味。而不論中共此前政策如何，既然蔣介石已經成為“階下囚”，難道他還能重新成為國家的領袖與軍隊的統帥不成?既然蔣介石是停止剿共內戰和改組統一戰線政府的關鍵障礙，難道除了除掉蔣介石以外還有其他的解決辦法?而如果除掉蔣介石，那麼取消了蔣介石的南京正統和南京中心是否還能存在呢?

　　對此，毛澤東總結說：這一事變的處理，最後恐怕隻能是“又要反蔣又不反蔣”，結果在政府問題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話都不好說得太絕對了。無論如何，在堅持爭取南京及各派讚助西安事變的前提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這一方針是確定了。

　　國民政府準備武力解決

　　毛澤東隨後告訴張學良，周恩來一行20人擬於16日趕到延安城外，請派飛機去延安接運，並告延安楊虎城部下負責保護。他再次提醒張學良：“監視蔣介石等之人員地點武裝宜有絕對保證，此當關係全局。吾兄精明過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執行者有偶然之疏，則將遺無窮之禍。如何使萬無一失，祈高明時察及之是禱。”

　　事變發生的12日當晚，南京方麵即對西安事變作出了強烈反應，中共中央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麵已再難出現。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在當晚緊急召集的臨時聯席會議上，通過了兩項強硬的決議，一是決定“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一是“指揮調動軍隊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

　　與此同時，張學良秘密指示設法奪取洛陽的東北軍炮兵旅旅長黃永安早早就向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告了密，奉命向潼關運動抵抗中央軍推進的十七路軍之馮欽哉部也秘密與中央軍接洽，事實上倒向了南京方麵。馮部倒戈使中央軍樊崧甫部搶先進駐了隴海線的戰略要地潼關，樊部之董釗師更進占了陝西之華陰，國民黨中央軍進入陝西之大門因此而洞開。加上何應欽強烈主戰，甘肅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軍又隨時可以從背後發動進攻，西安方麵事變開始後就明顯地處於背腹受敵的不利態勢。

　　張學良14日專門向中共中央通報了此一情況，說明孫蔚如部、馮欽哉部、董英斌部、劉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帶，王以哲部留平涼、固原，於學忠部集中蘭州，請紅軍主力監視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並準備派飛機前往延安專程迎接周恩來共商大計。

　　中共發表對外聲明

　　鑒於軍事情況頗為緊急，中共中央14日決定急變原先之提議，公開成立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統一軍事組織，以穩定西安方麵之軍心，並切實做好迎戰之準備。為此，中共中央再電張學良、楊虎城，開始明確提出組織抗日聯軍的問題，要求後者務必“將全部精力注意於集中與團結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上麵來”，並且要警惕馮欽哉部之叛變。

　　當天，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提議野戰軍應速開西峰鎮，因為“南京已發動大規模內戰，全力對付張、楊，主力由潼關進。”而“張、楊內部有許多不穩定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楊打張，紅軍與之靠攏，(可)壯其膽而振其氣”，同時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麵便於對付胡宗南的進攻，一方麵也便於就近應付西安方麵的各種事變。

　　但鑒於此時國內各方麵對西安事變的不良反應開始接踵而來，蘇聯方麵也有不利於張學良之公開廣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變了前一日的提議，決定一方麵繼續在公開場合保持第三者姿態，呼籲並力爭和平解決事變，一方麵嚴格隱蔽紅軍主力的作戰意圖，以達到攻其不備的目的。為此，毛澤東15日中午再度致電張學良，說明“昨電組織抗日聯軍，對外請暫勿發表，惟對內似宜宣布，以一軍心”。因國內多數不良反應目前均把事變歸結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於張學良解釋其發動事變的真實原因，也不便於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張和平。

　　為了向外界表明共產黨之立場，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會議關於不輕易發言的決定，公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於15日發表通電，堅主停止內戰，要求南京方麵“自別於蔣氏”，接受張、楊主張，聯合各黨各派組織統一戰線政府，“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

　　既是為張學良、楊虎城撐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與西安事變之發動原本並無瓜葛。毛澤東等同時還致電陳立夫，要其從中斡旋，並向張學良提議，可利用其前顧問端納來西安的機會，與南京方麵接洽停戰。

　　張學良並不希望戰爭，共產黨也不希望戰爭，他們的目的說到底其實都是一個，即要“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能通過和平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何樂而不為?但是毛澤東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蔣介石，並且逼迫改組南京政府這一行動本身，無異於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絕對不是當前在南京當權的那些人所能輕易接受的。如今事態的發展更進一步證明，不論張學良對蔣介石如何處置，在南京方麵與與張、楊之間沒有妥協的任何可能性，中央軍的大舉進攻不可避免，大規模的戰爭已經成為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