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5日 星期五

御窯出土故宮傳世 唯有比較方能認知 —— 走進明早期御窯瓷器出土與傳世對比展

 


 




2015年6月2日,“明代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洪武、永樂、宣德瓷器對比展”在故宮博物院齋宮和延禧宮隆重開幕,共展出瓷器297件套。此次展覽既是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首次聯合舉辦瓷器展覽,同時又是這些明代御用瓷時隔五百年后從生產始端到使用終端的首次聚首。

  在明清兩代,景德鎮御窯是專門為皇帝生產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至今,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窯瓷器的主要單位,而且多是清宮舊藏,傳承有緒。御窯燒造的合格品被源源不斷地送進紫禁城的同時,在嚴格挑選標准下的落選品和殘次品均被集中銷毀。經考古發掘,御窯遺址出土的這些落選和殘次御窯瓷器,多可以與傳世瓷器進行器型、紋樣的對比。

例如在本次展覽中,有一件御窯遺址考古出土的永樂青花海水紋雙耳三足爐(圖一)。該爐通體繪青花山石海水,器物造型雄偉,海浪紋氣勢磅礡。與之同時對比陳列的,是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傳世品(圖二),兩爐的器型、紋樣几乎完全一致。





另有一組宣德青花纏枝蓮紋方流直頸執壺,壺直頸、丰肩、長腹、圈足、短流、方口,流口作一葫蘆形小孔,同樣無論在紋飾還是器型上,出土品與傳世品都极為相似。






在御窯生產的產品中,有的品種僅見于傳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見,相反的,僅見有出土品而未見傳世品的例証也同樣存在,更有當時研發的新品種以及試燒之未成功者:展品中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斗彩鴛鴦蓮池紋盤,以及永樂紅釉點彩碗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這兩種器物在傳世品中均未曾見到與之相同的。







本次展覽較為引人注目的11件蟋蟀罐應該是最有故事的了。我們原本只知道宣德皇帝有“蟋蟀皇帝”的稱號,甚至《聊齋志异•促織》也提到“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但並無任何實物証据。1993年在景德鎮御窯廠遺址發掘出一批碎瓷片,經拼合修復后均為蟋蟀罐,且有五爪龍紋紋樣,可以确定為宣德皇帝的御用之器。這批實物資料的出土,與文獻資料相印証,讓宣德皇帝的形象變得更為鮮活丰滿。



















  据了解,此次展覽與接下來將要舉辦的“明代御窯瓷器——御窯遺址出土與傳世成化瓷器對比展”、“明代御窯瓷器——御窯遺址出土與傳世弘治正德瓷器對比展”、“明代御窯瓷器——御窯遺址出土與傳世嘉靖萬曆瓷器對比展”共同組成系列。通過御窯遺址出土的瓷器和傳世瓷器的對比,全面反映明代御窯瓷器的面貌及御窯的曆史,進而揭示御窯和景德鎮瓷器所反映的優秀文化內涵。


展覽為期3個月,至9月3日結束,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可免費參觀。








對于這次展覽,整個藏界一致認為意義非凡。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先生說,過去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尚未發掘時,我們在陶瓷研究方面尚有缺失;近年來隨著御窯廠遺址不斷地發掘,出現了很多為皇室燒造瓷器的殘器,與皇室使用的完整器物相比較,有許多是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都未曾見到過的。此次故宮博物院與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聯手,從故宮的藏品和景德鎮御窯廠出土的遺物中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置于同一現場,希望能為陶瓷研究學者、廣大觀眾和關心中國陶瓷藝朮的人提供一次絕佳的鑒賞机會。




耿寶昌先生

完整器與修復件的對比給人的視覺效果是很震撼的,其意義甚至要超越單純的完整器。正如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江建新先生所言,同類器物在造型、釉色、畫工等細節上的優劣差异,只有將兩者放在一起比較才能更為清晰地展現出來。此外,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傳有緒的,部分征集器物可能難以斷代,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出土的遺物因為有絕對地層可考,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比較明确,可以說給了參觀者一個標尺。


江建新先生

更多對比文物





兩罐均呈石榴形,通體起瓜棱。尺寸相近,形體碩大,均為罕見大器,唯故宮藏品少一荷葉形罐蓋。罐身所繪紋飾相同:頸部繪如意云頭紋、蓮瓣紋,蓮瓣內飾以折枝花卉。肩部繪四出垂云與如意云頭紋各一周,如意云頭紋內繪折枝花。腹部繪四季花卉12組,配以湖石。腹下部及脛部繪覆仰蓮瓣紋、回紋各一周,足邊飾卷草紋。外底無釉無款。
這兩件大罐器形、尺寸、紋飾均相近,一件為釉里紅制品,發色濃艷,一件為青花制品,發色深暗。





綬帶耳葫蘆扁瓶為永樂、宣德時期的典型器形。瓶呈葫蘆形,扁圓腹,肩頸間對稱飾綬帶耳,橢圓形圈足。該類型器既有青花制品,又有白釉制品。青花扁瓶口沿繪兩道弦線,上部腹中繪纏枝花紋一周,下部前后兩面繪阿拉伯花。外環飾二方連續的半錢紋,耳部飾朵花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白釉扁瓶,腹部暗刻阿拉伯花,與青花扁瓶主體紋飾相同。
此瓶造型仿西亞阿拉伯銅器,主體紋飾亦來自西亞地區,充滿异域風情。









出席開幕儀式的有江西省副省長朱虹,景德鎮市委書記劉昌林,景德鎮市委副書記、市長顏贛輝,以及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副司長張建新,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常務副院長王亞民,副院長宋紀蓉、婁瑋,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耿寶昌,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張忠培,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等。

(圖文源自網站 本部作了編輯 版權屬原作者)

古朴典雅 晶瑩艷麗 —— 台北故宮部分館藏“宣德瓷器”欣賞

 


 


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瑩艷麗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紋飾而聞名于世。
《景德鎮陶錄》評价宣德瓷器:“諸料悉精,青花最貴。”

部分大明宣德瓷器欣賞























































































































(圖文源自網站 版權屬原作者)

國畫大師齊白石筆下的佛

 

   齊白石曾有一個“木居士”的法號。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王湘綺先生初見齊的詩文、字畫、印章說:“你畫的畫、刻的印章,又是一個寄禪黃先生哪!”寄禪即黃讀山,近代名僧,自號八指頭陀,為宋朝黃山穀(黃庭堅)後裔。
 
國畫大師齊白石筆下的佛
國畫大師齊白石筆下的佛
    民國初年,齊白石因家鄉兵匪之亂,避居北京。他在自述中說:“到北京後,我從法源寺搬到龍泉寺,又從龍泉寺搬到石鏡庵。連搬三處,都是住的廟產,可謂與佛有緣了。”齊白石的一生中。寺廟、和尚常常出現,1936年時,還同陶然事慈悲禪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百年之後埋骨亭東空地。其自述裏也會不經意出現佛學詞彙,如其妻陳春君逝世,老人感慨:“我雖有恒河沙數的話,也難說盡貧賤夫妻之事。”以恒河沙數極盡喪妻之痛。
國畫大師齊白石筆下的佛
國畫大師齊白石筆下的佛
    齊白石作畫以人物起步,而後期的作品則以水族花鳥等題材居多。其佛像的畫法與眾不同,其中張宗憲舊藏齊白石《阿彌陀佛》立像,佛祖淩駕於祥雲之上。左手托蓮台,右手垂下施接引印,生動傳神。此外,白石老人1921年作《阿彌陀佛》、1922年作《達摩》、I950年作《無量壽佛》等,均是不同時期不同心境下心中之佛的寫照。

清朝宮廷畫師郎世寧 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的締造者

 
   1  郎世寧作品市場行情
    在拍賣會上屢屢創下高價、萬眾矚目的十二生肖獸首究竟是誰設計的呢?其實《十二生肖》片中也給出了答案。姚星彤飾演的中國文物專家關教授的學生Coco,和成龍一起參觀古堡時,發現一幅《乾隆狩獵圖》,她激動地與城堡主人爭辯,而這幅圖的作者就是主持設計十二生肖獸首的意大利傳教士、宮廷畫師郎世寧。
 
清乾隆 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圓明園行樂圖” 1.44億成交
清乾隆 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圓明園行樂圖” 1.44億成交
    郎世寧作品市場起伏不定
    專家介紹,現存郎世寧的作品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明款的,畫上題有“臣”字,都是為皇帝畫的,大概有六七十幅;另外還有一部分作品雖然沒有他的題款,但西洋風格很濃,也能達到郎世寧繪畫水平。兩者加起來可以過百。
    郎世寧的作品現主要存於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鎮江市博物館、沈陽故宮、天津藝術博物館也藏有一兩幅。美國克裏夫蘭博物館、德國柏林的東亞美術館也藏有個別作品。
    專家此前曾為馬晉收藏的《百駿圖》稿本進行鑒定。另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藏有同樣一件稿本。在古代,重要作品都要先畫圖稿經皇帝過目才能正式創作,所以檔案裏常有“成稿預覽”的記載。
    郎世寧的作品在藝術品市場上的價格很不規律,但總的來說,升值的空間很大,因為郎世寧的作品流失在民間和海外的很少。幾年前,《蘋野鳴秋》、《秋林群鹿》兩幅作品在海外拍出了很好價格。法國也拍過一幅半身妃子像,但因為沒有明款,成交價很低。
    郎世寧畫作拍賣過億人民幣
    2008年,在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秋季拍賣會上,清代乾隆年間郎世寧繪“雍正十二月圓明園行樂圖”十二塊,以1.44億元(不含傭金)勇奪全場頭籌。
2西方傳教士專注繪畫
    1688年郎世寧生於意大利米蘭市,19歲入熱那亞耶穌會。不久即運用他的藝術才華為該市修道院內小教堂繪了兩幅宗教畫。那時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極為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寧就請求該會派他前往中國。
大山版郎世寧
大山版郎世寧
    郎世寧1715年他以傳教士的身份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就被重視西洋技藝的康熙皇帝召入宮中,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多年的宮廷畫家生涯。在繪畫創作中,郎世寧融中西技法於一體,形成精細逼真的效果,創造出了新的畫風,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盡管如此,洋畫家郎世寧也必須遵守作畫前繪製稿本,待皇帝批準後再“照樣準畫”的清宮繪畫製度,目前保留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郎世寧《百駿圖》稿本就說明了這一點。郎世寧還將歐洲的繪畫技法傳授給中國的宮廷畫家,使得清代的宮廷繪畫帶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現出不同於曆代宮廷繪畫的新穎畫貌和獨特風格。
    由於郎世寧帶來了西洋繪畫技法,向皇帝和其他宮廷畫家展示了歐洲明暗畫法的魅力,他先後受到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重用。他是一位藝術上的全麵手,人物、肖像、走獸、花鳥、山水無所不涉、無所不精,成為雍正帝、乾隆帝時宮廷繪畫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圖》、《嵩獻英芝圖》、《百駿圖》(見插圖)、《弘曆及後妃像》、《平定西域戰圖》等。
    郎世寧原係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但他在清廷官封三品,一直忙於為皇帝作畫竟沒有機會傳教。他擅於采納中國繪畫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藝術的基本特點。今日全球各大博物館都有他的作品陳列。
3遺墨照耀中國藝術史
    專家認為,雖然郎世寧的繪畫可謂中西合璧,實際上主要的畫法還是西方的,隻是根據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在光線利用上進行了調整。歐洲的肖像畫,比如荷蘭的倫勃朗,經常將人物置於側光環境中,人臉就會半明半暗,但這在當時,中國人是接受不了的,認為是“陰陽臉”,被畫髒了臉。郎世寧就借鑒中國人像寫真,讓人臉盡量接受正麵光,避免側麵光,同時在人物的鼻翼兩側、鼻子、脖子下,稍稍加重,這樣五官就更清晰、立體。
    郎世寧對於透視法在中國的引進也起了很大作用。雍正時期的學者、大名鼎鼎的總督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寫過中國最早介紹透視法的著作《視學》,文中就曾提到該書是和朗學士多次交談、探討才寫成。裏麵附有很多介紹歐洲透視法的木刻圖。
    在還沒有照相機的年代,郎世寧還用他的畫筆記錄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歸順的少數民族頭領的場景。
圓明園西洋樓
圓明園西洋樓
    郎世寧和西洋樓
    對美術不熟悉的人可能不太熟悉郎世寧,但他參與設計的圓明園西洋樓可謂無人不知。聶崇正認為,曾被英法聯軍掠走,前幾年被購回的大水法12生肖部分獸頭,有些極可能出自郎世寧之手。雖然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但很多地方都明顯看到“郎式風格”。
4畫藝供奉康雍乾三代
郎世寧作品《雍正讀書像》
郎世寧作品《雍正讀書像》
    康熙時代的郎世寧
    康熙不喜歡油畫,因為年代久了就會變得黑乎乎的,模糊不清。於是郎世寧與其他歐籍畫師學習使用膠質顏料在絹上作畫的艱難技巧。一筆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筆,也不容修改潤飾。筆觸偶有躊躇,或下筆太重,那幅畫就毀了。
    宮廷畫家都依照宋人郭熙定的原則作畫:“山水畫中,畫山盈丈,樹木盈尺,馬盈寸,人物盈十分之一寸。”平行線條就是不折不扣地平行下去。在郎世寧看來,中國繪畫的遠近配合觀念徹底錯誤。他向康熙建議設立一所繪畫學校,不獲采納。後來他幫助旗人年希堯出版了一本《視學》。
    雍正時代的郎世寧
    1722年康熙駕崩,皇四子胤禛即位,即雍正繼位,傳教士皆逢厄運,唯有在宮廷服務的教士受到特殊禮遇,向中國的皇帝和宮廷畫家展示了歐洲明暗畫法的魅力。作於雍正元年(1723年)的《聚瑞圖》軸、雍正二年(1724年)的《鬆獻英芝圖》軸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駿圖》卷等畫幅,都顯示了郎世寧堅實的寫實功底,體現了他早期繪畫的特色和麵貌,具有濃厚鮮明的歐洲繪畫風格和情調。
    在雍正年間,郎世寧根據皇帝的旨意,向中國的宮廷畫家斑達裏沙、八十、孫威鳳、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傳授歐洲的油畫技藝,從此,純屬歐洲繪畫品種的油畫,在清朝的宮廷內也開始流行。從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中得知,在這段時間裏,郎世寧創作了不少作品,但是保存至今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多已經失傳了。
    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開始大規模地擴建圓明園,這為郎世寧提供了發揮其創作才能的極好機會。他有較長一段時間居住在這座東方名園內,畫了許多裝飾殿堂的繪畫作品。其中既有歐洲風格的油畫,還有在平麵上表現縱深立體效果的歐洲焦點透視畫。雍正皇帝對於這位洋畫師的作品十分讚賞,曾經對一幅人物畫的圖稿做了如下評語:“此樣畫得好!”
    在宮廷之外,郎世寧還與雍正皇帝的幾個同父異母弟弟關係頗為密切,如怡親王允祥、果親王允禮、慎郡王允禧等,為他們作畫,並有多件作品流傳至今。
    乾隆時代的郎世寧
    雍正在位13年,由乾隆繼承大統。乾隆皇帝雅好書畫詩文,在位期間重視宮廷繪畫的發展,所以從康熙時就入宮的畫家郎世寧仍然得到重用,成為宮廷畫家中的佼佼者。
    乾隆登基時年24歲,每日必去畫室看郎世寧作畫。而且從現存的郎世寧作品上看,弘曆在即位前任寶親王期間,就與郎世寧相識,並有頗多接觸,關係甚為密切。即位後的乾隆皇帝多次頒賜錢和實物獎賞宮廷畫家,幾乎每次都有郎世寧的份兒,與宮廷畫家中的元老冷枚、唐岱等人待遇相同。後來乾隆皇帝還為郎世寧舉行了非常隆重的七十歲壽辰祝壽儀式,賞賜壽禮甚豐,並親筆書寫了祝詞。 這時郎世寧已77歲,諳習內廷事務,於是教會高級人士令他向皇帝呈遞奏折,此舉很危險。某日乾隆照常來看他作畫,郎世寧匍匐跪下,說了幾句有關“我們的神聖教律”遭受譴責之類的話後,就從懷中掏出一卷用黃綢包裹的耶穌會奏折呈上。當時內廷太監看見郎世寧的大膽舉動,都嚇得心驚膽戰,乾隆卻溫和地說:“朕並沒譴責你們的宗教,朕隻是禁止臣民皈依罷了。”從此以後,郎世寧每晨入宮必受搜查,以保證他的確沒有懷帶什麼奏折。
    郎世寧身為宮廷畫師,將乾隆一生中的大事都一一入畫--戰爭的場麵,壯觀的狩獵,喜慶宴會等。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為“哈薩克貢馬圖”,整個絹卷軸中筆觸揮灑自如,景色生動逼真。
5乾隆親撰大師墓誌銘
    郎世寧在宮廷內作畫,獲得了許多榮耀,不但超過了其他歐洲傳教士畫家,而且令眾多供奉宮廷的中國畫家也無法望其項背。但郎世寧在為中國皇帝服務時,其身份僅是一個宮廷畫家而已,並無優越條件。他的歐洲夥伴王致誠曾在寫往歐洲的信件中說起他們作畫的情形:“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熱。視為屬民,皇上恩遇之隆,過於其他傳教士,但終日供奉內廷,無異囚禁……作畫時頗受摯肘,不能隨意發揮。”其作畫場所及條件都十分艱苦,郎世寧的榮譽來之不易。
郎世寧作品
郎世寧作品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公元1766年7月16日),郎世寧在他七十八周歲生日的前三天,病逝於北京,其遺骸安葬在北京城西阜成門外的歐洲傳教士墓地內。乾隆皇帝對於郎世寧的去世甚為關切,特地下旨為其料理喪事。郎世寧的墓碑上刻著皇帝旨諭:“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寧自康熙年間入值內廷,頗著勤慎,曾賞給三品頂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齒近八旬,著照戴進賢之例,加恩給予侍郎銜,並賞給內務府銀叁佰兩料理喪事,以示優恤。欽此。”墓碑的正中下方為漢字:“耶穌會士郎公之墓”,左邊為拉丁文的墓誌。
    郎世寧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來華,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去世,在中國共度過了五十一年。他為二百多年前中國與歐洲的文化藝術交流作出了重要和積極的貢獻。由於郎世寧的一生幾乎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他的藝術創作也都以中國的人和事為題材,所以郎世寧的生平和藝術,已經成為了中國美術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來加以敘述和評價了。
    郎世寧於1766年去世,年78歲,喪禮備極哀榮,葬於城外數公裏禦賜的一塊土地上,乾隆還親撰墓誌銘,以示對這位高年教士永遠懷念。
    郎世寧死後被賜予侍郎之銜,在總計536卷的《清史稿》裏,對他的全部記述是:“郎世寧,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賞異。凡名馬,珍禽,異草。輒命圖之,無不栩栩如生。設色奇麗,非秉貞等所及。”
6郎世寧三大名作欣賞
《瑞穀圖》
《瑞穀圖》
    《瑞穀圖》
    雍正初年,全國五穀豐登,雍正皇帝令大學士張延玉傳旨,著清朝禦用畫師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作《瑞穀圖》。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頒示《瑞穀圖》,並降旨曰:“今蒙上天特賜嘉穀,養育萬姓,堅實實好,確有明征。朕祗承之下,感激歡,著繪圖頒示各省督撫等。朕非誇張,以為祥瑞也……自茲以往,觀覽此圖,益加儆惕,以修德為事神之本,以敬民為立政之基。”諭旨“末端鈐敬天勤民”寶璽。康雍乾三帝對此璽厚愛備至,三朝各刻一方。乾隆帝在《敬天勤民寶四言詩》中稱其為“匪貴其材,實珍其義,掌之黃閣,傳以億年”。
    《瑞穀圖》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鎮館之寶,作者是意大利畫家郎世寧。雍正初年(1723年)恰逢難得一見的豐收年景,雍正聞報各處糧食豐收,大悅,便令大學士張廷玉傳旨,讓宮廷禦用畫師郎世寧作《瑞穀圖》。此後連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稔。
    2006年,《瑞穀圖》成為國禮贈送意大利駐華大使,《瑞穀圖》以珂羅版傳統複製技藝進行複製,工藝精湛是極少數可以進入藝術拍賣市場的複製品,真絲錦囊包裝,盛裝於黃龍錦筒內,瑞穀圖象征五穀豐登,商業禮贈中寓意財源廣進、贈送長輩,寓意桃李天下、福壽雙至。瑞穀圖中有五穗,分別象征:國泰、民安、家和、業順、人興。是禮贈的佳作。
《乾隆大閱圖》
《乾隆大閱圖》
    《乾隆大閱圖》
    則是頭戴盔、身著鎧的武裝騎馬像。毫無疑問,這是一幅形神畢肖的“禦容”肖像畫,也是一幅非常成功的新體肖像畫。更成功的新體肖像畫則是表現乾隆接見少數民族領袖、塞北秋等政治活動的巨帙作品。乾隆禦閱後恢複了中斷十幾年的秋之製,親率王公大臣、八旗官兵至塞北皇家圍場(即今河北圍場縣),與蒙古八旗會合打獵。郎世寧奉命以大手筆描繪了很有作為的年輕君主,居安思危,習武練兵,在侍衛大臣前後簇擁護衛下,不顧鞍馬勞頓,繼續轉向新圍場的輕鬆遊蕩的情景。 郎世寧畫馬最是聞名,卓然一家,頗有杜甫詩詠畫馬的境界:“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長卷《百駿圖》局部
長卷《百駿圖》局部
    《百駿圖》
    1728年完成的長卷《百駿圖》共繪有100匹駿馬,姿勢各異,或立、或奔、或跪、或臥,可謂曲盡駿馬之態;畫麵的首尾各有牧者數人,控製著整個馬群,體現了一種人與自然界其他生物間的和諧關係。在表現手法上,郎世寧充分展現了歐洲明暗畫法的特色,馬匹的立體感十分強,用筆細膩,注重於動物皮毛質感的表現。
    馬是中國曆代畫家描繪的傳統題材之一,繪畫史上曾經出現過眾多的畫馬高手,而郎世寧畫馬又別具一格。他在來華前係統地學習繪畫,打下較為堅實的寫生基礎;到中國後又接觸到傳統的中國繪畫,東西方藝術的熏陶,為他開創一種新穎的畫風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於是在繪畫的技藝方麵,郎世寧開創了一種不同於中國傳統繪畫的新穎畫法。他運用中國的毛筆、紙絹和色彩,卻能以歐洲的繪畫方法注重於表現馬匹的解剖結構、體積感和皮毛的質感,使得筆下的馬匹形象造型準確、比例恰當、凹凸立體,而不像中國古代畫家采用延綿遒勁的線條來勾勒物象輪廓的方法。他是以細密的短線,按照素描的畫法,來描繪馬匹的外形、皮毛的皺褶和皮毛下凸起的血管、筋健。或者利用色澤的深淺,來表現馬匹的凹凸肌肉,與傳統中國繪畫中的馬匹形象迥然有別。 郎世寧在清廷畫院的另一貢獻則是他將自己摸索成功的新體畫傳授給天主教西方傳教士畫家王臻誠、艾啟蒙等;同時,又將西方的油畫技巧、透視方法,甚至連製造油畫顏料的技術,也毫無保留地教給畫院畫家和滿族畫工。郎世寧的徒弟先後共有十幾人,在乾隆畫院內形成了實力雄厚並得到皇帝信任的郎世寧新體畫集團。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同為華夏文明遺存 民間文物成“私生子”—— 民間文物收藏不該有的邊界


 



【編者按】民間收藏文物,原本作為國有收藏的有益補充,應予提倡和鼓勵。再說,同為華夏文明的遺存之物,同樣是為了保護與傳承,憑什麼說國有收藏的文物是“親生子”,民間收藏的文物就是“私生子”?難道就讓那些所謂的出土出水文物流落市井,無人問津,任人糟蹋,或流落异國他鄉嗎?國家該打擊的是盜墓、盜撈、盜竊的“三盜”行為,而非保護出土出水文物有功的民間收藏者。所謂的“文物私生子”必將成曆史的笑話!
對于文物市場該不該放開的問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學者提出爭論。現實情況是,隨著國內文物市場的開放,國內文物的价格起來了,越來越多的珍貴文物開始回流。這得到了上海市文物局相關人員的証實。
中國民間收藏經過20余年地毯式的搜刮熱潮,能夠淘得傳世文物的概率越來越小。收藏的基數在不斷擴大,而合法來源的文物總量是有限的,排除假的不說,可推測這里頭有多少是通過非法途徑流進市場流到藏家手上。”上海民間收藏愛好者肖吟新告訴《東方早報·藝朮評論》記者。
  談及民間收藏,其藏品來源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問題一直為人們所詬病。藏家們最害怕被人說成眼力不好,收了一屋子的假貨,哪怕真的藏了一室琳琅,也輕易不示人。但凡有藏家抬舉你,愿拿出藏品與你一同賞析的,你也千萬別不識相的傻到要問清楚每件藏品來曆,那是犯大忌的。
  他們說話總是說一半;想展示又猶抱琵琶半遮面;對于說不上來曆的,總會隱諱地說,“祖傳的”,圈外人不能深解其中的復雜心理,認為他們神神叨叨,他們也許是被以前“好東西說不清楚來曆就沒收”的极端說法嚇倒了,也許……
  民間收藏越演越烈,有人呼吁,讓民間收藏的“地下”文物合法化,這樣可以促使一部分“地下”文物浮出水面,有利于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秩序的建立。也有人對這樣的提法嗤之以鼻,認為這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無异于鼓勵盜墓和銷贓。

文物來路不明成藏家心病
  据不完全統計,全國現有各類古玩市場3000多處,商鋪近100萬家,年交易額約500多億元,超越了一些經濟滯后的省市國民生產總值。中國民間的收藏熱潮由此可見一斑。
  這上千家古玩市場,其貨品來源何處,其中夠得上文物的又有多少?
  “中國文物黑皮書”三部曲作者、著名學者吳樹告訴《東方早報·藝朮評論》記者,“這些貨品的來路無非有三:一是由文物販子走街串鄉,到老百姓家里收購的祖傳之物或偶得之物;二是在一些古代有名的老窯址、老作坊生產的仿古器物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市場;三是通過盜墓、盜撈、盜竊所得的地下文物。其中,祖傳之物約占2%,通過‘三盜’進入市場的‘地下’文物約占1%,剩下的多為贗品、仿品。”

“談及民間收藏,其藏品來源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高蒙河說,“在民間藏家手里流傳的文物,量還是非常大的,這里頭有相當大部分的來源仍然是非法的,像農民種地挖出的文物,盜墓、盜竊所得文物,這部分文物屬于民間收藏的灰色地帶。
  吳樹則形象地將這些通過盜墓、盜撈、盜竊的“三盜”行為流入文物黑市的文物統稱為“文物私生子”。“在我調查訪問的收藏者家里,只要有真品,有不少是‘文物私生子’。”
  “中國民間收藏經過20余年地毯式的搜刮熱潮,能夠淘得傳世文物的概率越來越小。收藏的基數在不斷擴大,而合法來源的文物總量是有限的,排除假的不說,可推測這里頭有多少是通過非法途徑流進市場流到藏家手上。”上海民間收藏愛好者肖吟新告訴《東方早報·藝朮評論》記者。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民間藏家收藏“地下”文物實際上屬于非法行為。但是不管是民間的藏家、學者抑或政府官員,他們都不能否認,收藏“文物私生子”成為中國約7000萬的收藏大軍中非常普遍的行為,從盜墓者,到商販,到買家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那麼如何才能光明正大地合法收藏文物呢?《文物法》律師劉洋認為,“按照文物法規定,只有三個途徑:一是去有文物拍賣資格的拍賣行競拍,這個成本非常高;二是去國家文物商店購買,可以開發票,但現在文物商店已經名存實亡;三是不涉及一、二、三級文物的普通文物,可以交換或轉讓。三條途徑几乎都不怎麼可行。”
  文物拍賣价格動輒成百上千萬元,即使那些收藏資曆丰富、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傳統藏家也日漸被邊緣化,想要合法收藏文物的成本太高了,收藏“文物私生子”成了一些民間收藏愛好者很自然也避不開的選擇。
  “有需求就會有銷贓,古玩城的生存是靠貨的,形成一條食物鏈。”復旦大學文博學院教授朱順龍說,“文物收藏的灰色地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那些文物會流入市場,而古玩市場又是地方的經濟杠杆,所以古玩市場無法取消。

古玩市場整體違法
  “而這里頭如果要細究的話,情況則更為復雜。有知法犯法的,有确實不知情的。作為一般的藏家,更多情況是不知法的情況下犯了法。而哪怕是知法犯法買了出土文物的,也是從有合法經營權的市場上花錢購買的。”高蒙河說。
  比如藏家肖吟新從古玩市場上買回一個小碟子,他認為那是水出的宋代青泉瓷。照理說,水下出的,文物法規定屬國家所有,但他又是掏錢從有合法經營權的市場上買來的,這就講不清楚了。還有一種情況是,商家為了賣高价,編各種故事,要麼告訴你說這是祖傳的青泉瓷骨碟,要麼編一個離奇的盜墓故事借此抬高身价,你把它當出土文物買回家,其實壓根就是一假冒偽劣產品。更好玩的情況是,連商家自己都不知情,將出土文物當贗品、仿品賣掉。這種情況下,如果要追究民間藏家的違法收藏行為,要麼是法難責眾,要麼是千頭萬緒,無從追究。
  “不過為了求個心安,我盡量避免直接從盜墓賊手里購買東西,有時候明知道是出土的東西,也一定等它流轉到市場上再去購買。”肖吟新說。同為收藏愛好者的朱順龍表示,“我也經常從古玩城入貨,有1000把以上茶壺,都是比較好的家傳的寶貝。宋元以前的東西基本是出土的,元代以后的東西祖傳的比較多,特別是明清以來,為了怕危險,元代以前的東西我不收,只收元代以后的。”
  肖吟新和朱順龍的經曆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民間收藏者的困惑,作為一個收藏愛好者,對于那些令自己垂涎欲滴的玩意,往往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自己本無意触犯法律,但對于流入市場的文物,合法與非法的邊界又在哪里?
  而民間收藏,原本作為國有收藏的有利補充,被適度提倡,現在也因此被划入灰色地帶,成為見不著陽光的勾當。人們對民間收藏多有誤解,要麼認為來曆不明的東西就一定是盜墓得來的;要麼覺得民間的文物收藏國家沒有給它相應地位,對這個事情一直比較警惕。以前還有比較极端的行為,說好東西說不清楚來曆就沒收,使得民間擁有數量不菲的國寶級藏品的藏家如惊弓之鳥。
處于尷尬境地的不只有民間藏家,還有文物市場。吳樹認為,目前,除了數量极少的國營文物商店和几家大拍賣公司,全國所有古玩市場整體違法經營。“因為,縱使它賣的都是真品,按照《文物法》,除了极少數的傳世品外,都是違法的‘三盜文物’;如果是假的,則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同樣也是違法。”

  朱順龍表示,“《文物法》規定的有經營文物資格主體的單位只有兩類,即經過國家批准的文物商店和文物拍賣企業,拍賣企業算中介机构,不可以買賣。現在上海有6大古玩城,經營者的營業執照是特種經營,規定文物交易上限是1911年,也就是說清代及以上文物是不允許交易的。但現在的古玩城都突破了這些規定,監管机构也並未采取行動制止。”
  按照1992年頒布的舊規,古玩城等舊貨市場經批准后可以銷售1911年至1949年間制作、生產、出版的文物監管物品,並由主管部門派員進行監督管理,當時對違法經營文物活動的打擊力度還是蠻大的。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宋向光告訴《東方早報·藝朮評論》記者,“先前像潘家園等舊貨市場還有監管,文物部門派駐人員去巡視里頭有沒有文物法規定不能上市交易的文物,一旦發現便要求攤主撤回,遇上能夠上市交易的,便給你貼一個‘經文檢’的標簽,表明這個是可以上市交易的文物。”
  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法》對兩類具有經營文物資格主體單位的認定,(古玩城是由工商局來頒發營業執照),使文物主管部門失去了對古玩舊貨市場的相關經營審批權,監管人員相繼從舊貨市場中撤出,其反而成為監管的空白區,文物打私基本就亂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