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一直帶有藝術史中無法定義的詞性：它是一種狀態?是一種故意而為的態度?一個聲音或是一套信仰體係?
倫敦考特爾德學院舉辦的“未完成”藝術展名家展品：帕瑪·維奇奧畫作《斜倚的女人》“未完成”的藝術品背後總是充滿來自當時的故事和來自現在的無休無止的爭議，正是這些不斷與藝術家、觀者以及圖像的對話使“未完成”成為我們最接近藝術史的、不可實現的計劃。整個展覽展品並不多，以“未完成”的架上繪畫形式為主，所有展品來自考特爾德學院自己的館藏。其實考特爾德學院的每一場展覽幾乎從來如此，在以展覽方式至上的當代藝術界，如此回歸展品本身的行為與其說是學術，不如說是一種絕對的自信。“未完成”是一個詞語，一個在西方藝術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如同“此在與存在”般的命題。在看重才智的時代，古羅馬的大學者老普林尼曾聲稱“未完成”的藝術品比“已完成”的藝術品更有價值，因為它們更能表現藝術家的精神世界和思維過程。不僅如此，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一書中，提及藝術家與藝術品時，更是用faciebat的句式取代了fecit。faciebat在拉丁語中是“創作”的不完美時態，而fecit是一個完美完成時態，也就是說，由faciebat導向的藝術品狀態是一個永遠的進行時，是一種永恒的“未完成”。判斷一件作品是否“未完成”其實是開放的。“未完成”可以由多種時態組成：戰爭原因、藝術家構思的更改與舍棄、藝術家的狀態或死亡，或是藝術家有意為之，抑或後人所標示的“未完成”。正如這場展覽所展示的，關於“未完成”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文藝複興時期以及現代主義初期。佩裏諾·德爾·瓦加畫作《聖家族》“未完成”的痕跡在一部分文藝複興時期所遺留的畫作上非常明顯，正如展覽中帕爾米賈尼諾(Parmigianino)和佩裏諾·德爾·瓦加(Perino del Vaga)的作品。這兩幅同樣是描繪聖母子和聖家族，有可能是由於戰爭或藝術家的遷徙而中止創作。在帕爾米賈尼諾的《聖母子》中，作品似乎一直在實驗聖母的姿勢與位置，在未被最後掩蓋的棕色底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藝術家之前所描畫的痕跡。來自實驗的痕跡，在德爾·瓦加的畫作裏體現得更為明顯：整幅畫麵都處在非常薄的棕色地基狀態中，除了人物的手接近完成狀態，其餘部分還保留在草稿與素描的狀態中。如此一幅完美保存的未完成狀態的文藝複興畫作是非常稀少的，據說這幅畫經常用於教學，讓學生能夠清晰地看到文藝複興時期的技巧。木板上的細碎皸裂以及流暢自然的衣服褶皺使這幅畫因為“未完成”而被賦予一種玄妙的美感--聖母與聖嬰處在兩種狀態的對比中，仿佛天上與人間的對話，又仿佛耶穌未來命運的不確定性，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詩化的比喻卻不來自藝術家的設計，而來自偶然間“未完成”狀態所帶來的不經意的卻錯綜複雜的節奏。其實在文藝複興時期，很多藏家非常珍視“未完成”作品的收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未完成”和素描一樣，都是對絕對眼力及“內行”藝術品位的考驗。還有一部分文藝複興時期的作品為“未完成”留下了永恒的謎題。展覽中有一件帕瑪·維奇奧(Palma Vecchio)的《斜倚的女人》。作為提香的學生之一，維奇奧忠誠地沿用了威尼斯畫派的傳統形式與內涵詩性;作為一位忠於市場的畫家，維奇奧雖然偉大，但總是缺乏真正的大師應有的不經意與“上帝之靈光”。自然，維奇奧為當時已經很成熟的藝術市場留下了幾幅標有簽名的完成狀態的同樣題材的作品，如今也分散在各大美術館與私人藏家手中。這幅畫，卻因為“未完成”的狀態而最接近上一代威尼斯畫派的大師們--畫中的女性和前景的岩石基本處於完成狀態，然而中景的遠山隻是一個輪廓，遠處的天空也很簡潔，幾乎隻有一片速寫式的蔚藍色。如此概括性的“未完成”狀態反而掩蓋了維奇奧匠氣的筆觸，使這幅畫成為一幅成功之作。藝術中的巧合有時無法用公式衡量，也許正如希區柯克看似玩笑的理論：隻有三流作家的文學作品才可以被完美地改編成一部一流電影。1845年，現代主義思想締造者之一的波德萊爾曾強調，在藝術中，“完整的”與“完成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對於波德萊爾來說，最好的作品並不是拋光打磨之後的物件，而是那些可以承載傳遞藝術家視角與思想的作品。我們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世紀末的藝術家和早期印象派畫家是否受到“未完成”的啟發，然而他們飛快的、素描一般的筆觸被當時的傳統藝術界批評為“沒有完成”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沒有完成”實現了對一瞬即逝的捕捉，記載了藝術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德加畫作《側影》這次展覽幾乎收羅了所有偉大的現代主義及印象派時期藝術家的作品：杜米埃、馬奈、惠斯勒、馬蒂斯、德加、莫奈。這些畫作可以說是藝術家作品中最為特殊的存在，至今還在被爭論究竟是否“完成”。有趣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帶有藝術家的簽名，似乎藝術家們認為它們已經可以作為“作品”而出現，然而這些作品卻大多留在了藝術家的畫室，作為藝術家私藏的愛好或者是某種實驗。這些作品本身所帶有的實驗性和私密性最為後來的藝術家所讚賞。培根曾經對杜米埃未完成的《堂吉訶德》大為讚賞，並把它列為自己最鍾愛的藝術品之一。英國藝術家席格也曾經買下德加的《窗前的女人》一作並表示這幅隻有幾筆鬆散的筆觸、剪影般的輪廓和快速的白色光圈構成的作品是德加作品裏“最精美的一幅”。馬奈和惠斯勒未完成的女性肖像更為私人化，它們似乎與藝術家的某種試驗相關。馬奈1877年創作的《舞會上》筆觸的運動是驚人的：他用這些快速的、不應出現在畫布上的筆觸訴說了舞會中一位女士微妙而優雅的轉身，而她身後的男性舞伴有著似有似無的側麵，他們的互動神秘而令人著迷。惠斯勒的《櫻花下的少女》成為永遠未能完成的作品，據說是因為他不滿意而放棄了最後的創作，有趣的是，畫中少女透明的身體正印證了櫻花的東方寓言，無意間成為惠斯勒少有的浪漫主義詞句。馬奈畫作《舞會上》無論是藝術家不在計算內的中止，還是在考慮內的絕妙收尾，這些“未完成”的藝術品在藝術史和藝術家的作品集中占據了某種奇特的位置，它們既引領我們去窺探曆史中塵封的無盡可能，又引導我們邁向畫作未來。當我們的藝術界還在執著於討論“筆墨”、“線條”、“色彩”的時候，如此關於藝術本身的思考與命題使得一切明顯的知識顯得膚淺。藝術作品從來不隻是單一的展示與觀看，也是藝術家思想與大眾接受的周旋與對談。藝術作品最終是欺騙了觀者的眼睛還是引導我們走向朝聖之路，這是自藝術誕生以來就在尋找的終極意義，也是當代視覺機器所製造的仿象與擬象。判斷“未完成”不是一個直接的過程。觀看“未完成”的過程也被浸染著一層窺視癖的快感：那些本應被暴露出來的最終結果被永遠地掩埋起來，而觀眾，樂此不疲地追著阿裏阿德涅的線團走向迷宮深處。“未完成”的藝術，也許在最大的意義上說明藝術家是自己作品意誌的決斷者，包括藝術史學家在內的觀者再次解讀或是掩蓋了這種自由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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