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分析西王母圖像方法論上的几點思考

西王母，這個在漢代無論是墓葬中的畫像石上，還是在搖錢樹上，都成為普遍出現的主題，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從其源流到其构圖，以及其與佛教的關系等等，都有學者進行過探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個方面。

①圍繞西王母形象進行相關的探討。Wu Hung從文獻和考古角度對西王母形象進行釋讀，提出西王母和東王公分別代表陰和陽，西王母圖像构圖的演變及其成因[1]。Homer H.Dubs主要從文獻出發考証西王母作為民間女神的作用[2]。Michael Loewe研究山東地區東漢畫像石資料和銅鏡背面的西王母形象，結合文獻資料，將西王母解釋為不朽的象征[3]。Jean M.James從文獻角度考察西王母與昆侖的關系，以及隨侍圖像的特征，並根据出土資料主要討論山東和四川地區西王母形象與作用的不同[4]。

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研究比較詳細的有王甦琦對魯南甦北地區漢畫像石西王母圖進行系統釋名，主要從隨侍的圖像進行分析，考察其特征性要素，建立判識這一地區圖像的基本標尺[5]。比較多的國內學者從文獻角度論証西王母形象的演變。如羅英探討先秦兩漢時期西王母形象由神化女神到道教女仙的轉變[6]。張勤認為“戴胜”二字實際上是對狩獵場景的描繪，西王母“蓬發戴胜”、“豹尾虎齒”其實是對是對狩獵民族生活方式及慣有習俗的描述，西王母的圖騰形象最初是對游牧漁獵方式的敘述[7]。魏崴通過解讀四川地區出現的西王母形象，論述了西王母在四川地區備受崇拜的根源[8]。李憬山探討了西王母題材的畫像石构圖內容，並從文獻上尋找其形象演變的過程[9]。叢德新從類型學角度對西王母圖像進行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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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u Hung: “Xiwangmu,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 Orientations 18.4(1987),24-33

[2] Homer H.Dubs: “An Acinet Chinese Mystery Cult”,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35(1942) ,221-246

[3] Michael Loewe:“Ways to Paradise: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London: Allen and Unwin,1979

[4] Jean M.James:“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Xiwangmu During the Han Dynasty”Artibus Asiae 55,1-2(1995) ,17-41

[5]王甦琦：《魯南甦北地區漢畫像石西王母圖像系統釋名》，〈東方博物〉第18輯，21-32

[6]羅英：〈從神化女神到道教女仙-論西王母形象的演變〉，〈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科版）第28卷第二期，21-2

[7]張勤：《西王母原相初探-兼論“戴胜”之原意》，《甦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一期，68-71

[8]魏崴：《四川漢代西王母崇拜現象透視》，《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19-21

[9]李憬山：《西王母題材畫像石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56-66

[10]叢德新《漢代西王母圖象類型學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系成立十周年文集》,知識出版社,1998年

[轉載]分析西王母圖像方法論上的几點思考（二）

　　　（仿）漢四乳釘文青龍白虎東王公西王母畫像鏡

②探討西王母與佛教的關系。Wu Hung探討了西王母形象與印度藝朮的關系[1]。仝濤利用出土的考古學資料，論証了“西王母+佛教圖像”的同源性和流動性，認為從不同線路輸入的佛教，不僅有著量的差別，還有著質的不同[2]。王甦琦對漢代早期佛教圖像和西王母圖像從空間分布，時間范疇，載體性質，相對位置以及圖像志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對比，考察佛教圖像對西王母圖像的影響[3]。

③開始了初步的分期研究。李淞對陝北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進行了圖像學的分析研究，提出永元模式與永和模式的概念[4]，這是在西王母分期研究中所做出的一個嶄新的嘗試。

目前對西王母的探討可以說涉及方方面面。國內學者和國外學者側重點不同，但是均由于缺乏年代演進的序列，使討論缺乏根基，研究也無法透徹深入，很多文章由于缺乏時代框架，導致討論顯得空泛無力，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缺陷。

鑒于目前發掘資料的日益增多，發表的資料日益丰富，筆者認為，對西王母的研究應該系統化，在建立年代序列的基礎上，開展系列研究，才能規避很多已經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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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巫鴻著，李淞譯：《論西王母圖像及其與印度藝朮的關系》，《藝苑》，1997年第3期，36-43

[2]仝濤：《東漢“西王母+佛教圖像”模式的初步考察》，《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75-79

[3]王甦琦：《漢代早期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圖像之比較》，《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4期，35-44

[4]李淞：《從“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56-67

[轉載]分析西王母圖像方法論上的几點思考（三）

明同鎏金西王母坐像

同時，由于東西方研究各有側重，筆者通過分析這些研究中各自的優勢與缺陷，以期對彼此都是一個借鑒。具體的建議如下：

1，首先應該建立起西王母圖像的年代框架。

從考古發現角度，研究分橫向和縱向分析兩種。橫向包括分區研究，漢代西王母圖像主要分布于魯南甦北，河南，陝北以及西川地區[1]。對于不同區，從圖像載體的角度進行考証，西王母的圖像載體主要包括畫像石，畫像磚，祠堂构件，石闕，搖錢樹，銅鏡等。對這些不同載體的形象分別進行研究，考察有無區別，有無特定對應的形象內容。縱向包括分期研究。按照時間順序，結合不同的分區，按區尋找其形象變化的規律，找出年代差別，以及形象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從而可以找出西王母形象的构圖因素，找出其最核心最基礎的构圖模式。

在此基礎上用發展的眼光對西王母形象特征進行系統闡述。其形象特征既包括西王母這個主體本身，也應該包括起隨侍的形象，具體應該包括其經常伴隨的侍者、器物及其動物形象，以及构圖中的填白等內容。還包括與西王母經常同時出現的同一平面上的其他圖像。並且包括构圖的位置，及其构圖形式等等。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四川地區的搖錢樹和山東地區的畫像石，在此基礎上探討西王母形象的演變顯然是很不充分的。

2，在建立年代框架的基礎上，探討相關問題。目前東西方研究比較熱點的問題是關于西王母形象與佛教形象的關系。關于這一問題，考慮到空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應分區進行討論。如在西王母形象出現較多的陝北和河南地區，佛教形象並未出現，而四川和魯南甦北區，佛教形象則廣為流傳。因此，在分析西王母形象中如何出現佛教因素時，應該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縱向對比本地區前后變化特征，橫向對比同時期陝北和河南地區的西王母形象，並對照佛教形象的組成因素，探討加入的佛教因素有哪些。

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分區研究頗為重要。Wu Hung先生在他的“Xiwangmu,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一文中提出，西王母形象在西漢中晚期和王莽時期均是側面3/4构圖（情景式构圖），東漢時出現從3/4构圖向正面构圖（偶像式构圖）模式的轉變，這一轉變應該歸于印度佛教的影響，跟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有關。但筆者發現，在並沒有佛教形象出現的陝北地區，根据其有紀年的畫像石墓資料[2]，西王母形象從公元90年到公元175年間，年代早的均是正面构圖，年代晚的則是側面构圖，其构圖模式完全相反。由于這一地區是佛教傳播的一個真空帶，這一地區的西王母圖像材料也未見佛教影響[3]，但在這一地區從一開始就出現Wu Hong 先生所謂的偶像式构圖圖像，這一現象如何解釋？可見，東漢時期西王母构圖模式可能本身就存在兩種可能，並非一定是受佛教圖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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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甦琦：《漢代早期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圖像之比較》，《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4期，35-44

[2]李淞：《從“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56-67

[3]王甦琦：《漢代早期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圖像之比較》，《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4期，35-44

[轉載]分析西王母圖像方法論上的几點思考（四）

　　　　　　　　隋東王公西王母畫像鏡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如何對西王母形象與佛教形象進行對比？筆者認為應該從圖像載體對圖像進行文化因素分析。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甦琦[1]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她從圖像位置和圖象志方面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研究，得出漢代早期佛像與西王母圖像在相對位置及意義方面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西王母圖像在四川地區受到了佛教形象較大的影響，借用了多種類型的特征，包括肉髻，白毫，頭光以及伴隨出現蓮花圖像等等。

西王母形象所包含的意義，所反映的漢代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這一問題也比較受關注，對這一問題，正好從年代序列的演變中找出其演變過程，結合文獻，探討出現變化的社會曆史背景，考察其作用。

3，利用文獻考証其形象，源流等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一般人都會考慮按成書年代從早到晚梳理其出現的形象。從而分析出西王母构成的要素，以及其前后形象的變化。

筆者搜尋相關資料，西王母的記載出現于以下史書：《爾雅·釋地》、《吳越春秋》、《列子》、《列子集釋》、《庄子集釋》、《管子輕重篇新詮》、《墨子間詁》、《大戴禮記》、《穆天子傳》、《山海經·》、《庄子內篇·大宗師》、《史記》、《漢書》、《后漢書》、《前漢紀》、《風俗通義校注》、《論衡較釋》、《淮南子》、《海內十洲三島記》、《太平經合校》等。從這些書中，找出關于西王母的記載，按照文獻成書的先后順序，找出其形象前后的演變規律，從理論上說是一件可行的工作。但由于目前學朮界對諸多古代文獻成書年代看法不一，再加上書中傳襲轉載，出現紕漏，所以此問題在實踐中很難實行。

但如果轉換思維，將西王母在書中出現的場景進行分析，進而找出其有用的線索，尋找其中的規律，卻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Wu hung先生已經提出此種方法，他將西王母和其它概念中的一些關系進行分析，從而找出其有用的四個線索：①西王母作為陰的象征。②西王母傳說與昆侖的神話的融合。③西王母從諸多的超自然存在之一向一位主要的崇拜對象的轉變。④早期中國藝朮中這種西王母偶像的出現[2]。這些研究正好反映了西王母及其傳說的藝朮表現輪廓。

這個方法既有效地利用了文獻這個廣大的資源庫，又規避了利用文獻所造成的風險，不失為一個積极的途徑，很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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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甦琦：《漢代早期佛教圖像與西王母圖像之比較》，《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4期，35-44

[2]巫鴻著，李淞譯：《論西王母圖像及其與印度藝朮的關系》，《藝苑》，1997年第3期，3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