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書法家的政治生活

本文轉自《環球人物》2014年第32期

作者：王愛軍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於名門望族。父親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選入文學館，充當國事顧問，為著名的十八學士之一



褚遂良以書法見長，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他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臨死時，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藝術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卻經曆了大起大落，最後客死他鄉，過了100年後，他的忠誠才得到認可。



拒絕李世民看起居注



魏晉以來，形成了“學在家族”的傳統，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從小“博涉文史”，擅長書法，“工隸楷”。誰也沒料到，正是憑借功力深厚的書法，讓他成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裏任鎧曹參軍，掌管兵器鎧甲等事務。這個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愛書法。貞觀十二年（638年），他一直視為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去世了，這讓他特別難過：“虞世南死後，再也找不到人談論書法了！”大臣魏征聽後，對他說：“褚遂良的字寫得很好，下筆遒勁，有幾分王羲之的感覺。”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為“侍書”。



褚遂良不僅書法水平一流，他的學識同樣淵博。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疑惑地問褚遂良說：“舜造過漆器，大禹雕琢過切肉的砧板，當時勸諫舜、禹的有十餘人，食用器物這樣的小事，大臣們為什麼苦諫呢？”褚遂良回答說：“不能鼓勵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會妨害農業生產；要是漆器流行起來，以後就一定有人會用金子、玉石來造器具。過分浪費，國家就離危亡不遠了。所以諍臣必定勸諫事情漸發的開端，到它發展到極點，就沒有什麼可以再去勸諫的了。”唐太宗聽了，不住點頭。褚遂良總是這樣旁征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信服，後來唐太宗感慨地說：“把道理講好，也是要靠學識的。遂良博識，讓人十分敬重。”



褚遂良不但學識淵博，性格也極為耿直，敢於堅持原則，有時連唐太宗的麵子也不給。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舉止會被記錄下來，作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時間就負責幹這個。



有一天，唐太宗問他：“你記的那些東西，我能看看嗎？”



他回答說：“今天之所以設立我來記錄這些，就是充當古時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還沒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呢。”



唐太宗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



他回答得十分幹脆：“臣的職責承載在筆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會記錄的。”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想親征高麗，平定遼東，褚遂良鑒於隋亡的曆史教訓，舉諫說，不可遠征，以防不測。唐太宗不聽，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認為皇帝親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從古至今，當皇帝的還沒有親自去打遼東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兩名勇將，發兵四五萬”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結果損失慘重，以失敗告終。在回師途中，唐太宗對勞師遠征深表後悔，回來後提拔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與朝政。後來，又任命他為中書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壇上的重臣。



武則天留下遺詔為他平反





褚遂良書《聖教序》，藏於福建福州市博物館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病重的唐太宗把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他們說：“當年漢武帝托孤於霍光，劉備托孤於諸葛亮，我以後的事，都托付給你們了。”又轉頭對太子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在，國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褚遂良成為托孤之臣，是因為他是李治最強有力的維護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黜，朝臣多認為九皇子晉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選，但唐太宗更喜歡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天，他對近臣說：“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懷抱說：‘我到今天才得以成為陛下最親近的兒子，此為我再生之日。我隻有一個兒子，百年之後，一定為陛下殺了他，把王位傳給晉王。’父子的倫理，原應當是天性，我見他這樣，非常垂憐他。”大家聽了，麵麵相覷，都沒說什麼，唯獨褚遂良走上前說：“您也是君王。哪有執掌政權的君王，殺死自己的兒子，傳位給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當天立李治為皇太子。



李治即位後，對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為河南縣公，第二年又升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被拜為尚書右仆射（相當於宰相），執掌朝政大權。然而李治做夢也想不到，因為立皇後的問題，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絆腳石。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想要廢黜王皇後，冊立武則天為皇後。有一天，他傳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和於誌寧四位重臣入內殿開禦前會議。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議如何勸諫，但誰也不想放這頭一炮，褚遂良主動請纓說：“我來吧。我奉先帝遺詔輔佐陛下，如果不盡愚忠，無臉去見先帝。”



李治一開口，就把廢後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於絕嗣，皇後久未生育，而武昭儀生有皇子，眾位卿家意下如何？”沒等別人開口，褚遂良第一個站出來說：“皇後係出名門，也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際，曾拉著微臣的手說：朕現在將佳兒和佳婦托付給卿。當時陛下也在場，想必聽得很清楚。臣沒聽說皇後犯了什麼過錯，豈可輕言廢立之事！臣絕不會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違背先帝的遺命。”



任憑李治如何解釋，褚遂良就是不同意，當天的會議不歡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開會，褚遂良直言不諱地說：“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後也可以，但請另選他人。武昭儀曾伺奉過先帝，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麼能瞞得過呢？倘若立她為皇後，天下人將會做何感想呢？”



這句話說到了李治的痛處，他羞愧得沒有說話。褚遂良卻越說越激動：“愚臣觸犯了聖上的尊嚴，罪該萬死，隻願不辜負先帝的厚恩，哪裏還顧性命。”說完把帽子摘了下來，還把上朝時執的手板放到台階上，說：“還陛下這個手板，我要告老還鄉！”李治大怒，命令侍衛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後偷聽的武則天氣得不得了，喊道：“怎麼不殺了這個老混蛋！”



最終，李治不顧褚遂良等人的反對，冊立武則天為皇後。褚遂良因為違背聖意，被貶為潭州（今湖南長沙）都督。顯慶二年（657年），又貶到桂州（今廣西桂林）任都督。武則天還不解氣，不久又將他貶為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顯慶四年（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中絕望地死去。



神龍元年（705年），武則天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彌留之際，她下了道遺詔，裏邊有這樣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其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鹹令複業。”這相當於給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則天終究不是一個小女人，當過皇帝之後，閱遍群臣，她雖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卻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與忠誠。



劉洎之死惹來是是非非









褚遂良留下來的碑刻作品



當然，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議之處，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洎（音同寄）之死。



這件事，《劉洎傳》是這樣記載的：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親征遼東，命太子李治監國，同時令劉洎、高士廉和馬周等重臣輔助太子。第二年，唐太宗因征遼失敗，急火攻心，身上長了一種毒瘡，回到定州時病情一度十分嚴重，生命岌岌可危。劉洎、馬周聞訊趕來探望，出來後，褚遂良問情況如何，劉洎悲傷地流下了眼淚，說：“聖體患癰，極可憂懼。”然而褚遂良後來卻跟唐太宗說：“洎雲國家之事不足慮。”意思是說，劉大人覺得現在國家之事不用憂慮。病中的唐太宗聽到這樣的話，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後，唐太宗召劉洎詢問此事，劉洎據實以對，並說馬周也在場，可以為自己作證。太宗問馬周，馬周與劉洎說的一樣。然而褚遂良堅持說自己聽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後決定相信他，賜劉洎自盡。



這件事最大的爭議焦點，就在於褚遂良是不是誣告、陷害劉洎，如果是，他的動機何在？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他不相信褚遂良會陷害劉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會幹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與劉洎素無怨仇，沒有幹這種事的動機；第三，記錄這段史實的《實錄》是許敬宗所修，而許敬宗與褚遂良關係不睦，很可能是他將劉洎之死歸咎於褚遂良。北宋學者孫甫、大文豪蘇軾等基本也持同樣看法。



然而司馬光以人品立論，斷然否認褚遂良有誣告之嫌，似乎並不太令人信服。近代史學家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說：“唐代黨爭，後人隻談牛黨、李黨，而不知其由來甚久。褚遂良與劉洎，李林甫與李適之，等等，其實都分屬不同的派別。”褚遂良與劉洎雖然沒有個人恩怨，但在政治見解上並不一致。前太子李承乾死後，唐太宗在立儲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與支持晉王李治的兩大政治勢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劉洎則屬於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敵的動機。



當然，以唐太宗的睿智，僅憑褚遂良的一句話，就殺掉劉洎這樣的重臣，也是不太可能的。劉洎之死，有其性格方麵的原因，他為人疏狂，是一個具有“進攻性人格”的人。唐太宗征遼前，曾囑咐劉洎說：“我今天就要遠征，讓你輔佐太子，社稷安危都壓在了你的身上，你要明白我的深意。”劉洎回答說：“陛下放心，大臣如果有敢鬧事的，我就予以誅殺。”唐太宗聽了，很不高興，告誡他說：“當皇帝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臣民；當臣子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性命。你的性格不細心，又很強硬，必會害到自己。你應該小心謹慎，才能保全。”



在立李治為太子後，唐太宗不得不考慮李治能否駕馭劉洎的問題，殺掉劉洎或許隻是為太子掃清障礙而已，所以褚遂良的話，隻是唐太宗找到的一個借口罷了。



唐太宗曾經評價褚遂良，說他：“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這段話除了給我們留下了“飛鳥依人”這個成語，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褚遂良對皇帝的忠貞，已經到了愚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他有意順著唐太宗的心思，為他殺劉洎尋找機會。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這件事中，絕對沒有對個人私利的追求，否則在武則天的問題上，褚遂良如果頭腦稍微活分一點，懂一點見風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祿，不至於落得客死他鄉的結局。



唐代書法的“廣大教化主”





浙江省杭州市的褚遂良雕像



唐朝初期，許多重大紀念活動所題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紀念長孫皇後的《伊闕佛龕碑》，紀念名相房玄齡的《房玄齡碑》，還有最有名的 《雁塔聖教序》，分別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親自撰文，足見褚遂良書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書法水平，一方麵在於個人的天賦，另一方麵則得益於史陵、歐陽詢、虞世南等書法大家的指導。再有，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狂熱愛好，也讓他受益匪淺。



唐太宗是王氏書法的鐵杆“粉絲”，曾懸賞重金收購王羲之的書帖，人們爭先獻上，以至良莠莫辨，真假難分。幸虧褚遂良對王羲之書法相當有研究，隨口就能說出書帖的淵源、出處，論據充分，鑒別書法的真偽絲毫不含糊，結果再沒有人敢將贗品送來邀功。



貞觀六年（632年）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內府所藏的鍾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跡，計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這次整理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此他還編寫了《右軍書目》，藏於內府。能夠見識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跡，讓褚遂良大開眼界，對他書風的形成帶來了重大影響。



蘇軾給褚遂良的書法概括了4個字：清遠蕭散。他的書法，從追求一種結構之美，演進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書法講究“君子藏器”，在書寫的過程中不顯露明顯的運筆痕跡，褚遂良卻不同，清代人所寫的《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他願意展示這種痕跡，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明快的韻律。因此，有人說歐陽詢是一位“結構大師”，而褚遂良則是一位“線條大師”，他的線條充滿生命，體現了一種飛動之美。唐代書家張懷瓘對此感歎說：“若瑤台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在他看來，從褚遂良開始，書法已經從“妍美功用”趨向“風神骨氣”，書法藝術也從古典主義邁向浪漫主義。



有趣的是，這種唯美主義傾向，已經影響到褚遂良對紙墨的選擇。書法家講究紙筆用墨並不奇怪，北宋詞人蘇子美就曾說：“明窗淨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而縱觀古今書家，褚遂良對紙墨之追求，卻是非常苛刻的。唐代人裴行儉曾說：“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嚐輒書。”沒有好筆好紙，他寧可不寫。



褚遂良對自己的書法要求很高。他和虞世南曾有一段對話，他問道：“我的書法比得上智永禪師嗎？”虞世南說：“我聽說他一個字值5萬兩黃金，你做得到嗎？”褚遂良又問：“那和歐陽詢相比如何？”虞世南說：“歐陽詢寫字不擇紙筆，什麼樣的紙筆都能寫得好，你難道能這樣？”褚遂良有些氣餒，說：“那我的書法究竟怎樣呢？”虞世南說：“如果手順而筆墨調暢，也能寫得很精彩。”褚遂良這才高興地走了。



在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不僅繼承了唐代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等的特點，更深得東晉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北宋米芾對唐代的書法家都有微詞，唯獨對褚遂良讚不絕口，說他“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米芾的兒子米友仁說得更絕：“褚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最為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



唐代書法家顏真卿、薛稷等都曾師從褚遂良，宋代的黃庭堅、米芾、趙佶等，也從他的書法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清人劉熙載在《書概》中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廣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唐代書法上的獨特地位。



貞元五年（789年），在褚遂良去世百餘年後，唐德宗下詔，將他的畫像繪於淩煙閣上，讓他享有與唐初的開國功臣們同樣的榮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義士，還是奸惡之徒，則像一道永遠解不開的謎題，留在了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