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5日 星期四

褚遂良:書法家的政治生活


本文轉自《環球人物》2014年第32期
作者:王愛軍

褚遂良(596—659年),字登善,祖籍河南。他出身於名門望族。父親褚亮被唐太宗李世民選入文學館,充當國事顧問,為著名的十八學士之一
褚遂良以書法見長,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他也是朝廷重臣,唐太宗李世民臨死時,授予他托孤重任。然而,在藝術上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他,在政治上卻經曆了大起大落,最後客死他鄉,過了100年後,他的忠誠才得到認可。
拒絕李世民看起居注
魏晉以來,形成了“學在家族”的傳統,褚遂良出身官宦之家,從小“博涉文史”,擅長書法,“工隸楷”。誰也沒料到,正是憑借功力深厚的書法,讓他成為朝廷重臣。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府裏任鎧曹參軍,掌管兵器鎧甲等事務。這個秦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酷愛書法。貞觀十二年(638年),他一直視為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去世了,這讓他特別難過:“虞世南死後,再也找不到人談論書法了!”大臣魏征聽後,對他說:“褚遂良的字寫得很好,下筆遒勁,有幾分王羲之的感覺。”唐太宗喜出望外,即刻任命褚遂良為“侍書”。
褚遂良不僅書法水平一流,他的學識同樣淵博。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疑惑地問褚遂良說:“舜造過漆器,大禹雕琢過切肉的砧板,當時勸諫舜、禹的有十餘人,食用器物這樣的小事,大臣們為什麼苦諫呢?”褚遂良回答說:“不能鼓勵奢侈。如果把精力放在雕琢上,會妨害農業生產;要是漆器流行起來,以後就一定有人會用金子、玉石來造器具。過分浪費,國家就離危亡不遠了。所以諍臣必定勸諫事情漸發的開端,到它發展到極點,就沒有什麼可以再去勸諫的了。”唐太宗聽了,不住點頭。褚遂良總是這樣旁征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信服,後來唐太宗感慨地說:“把道理講好,也是要靠學識的。遂良博識,讓人十分敬重。”
褚遂良不但學識淵博,性格也極為耿直,敢於堅持原則,有時連唐太宗的麵子也不給。古代皇帝,每天的言行舉止會被記錄下來,作為史料留存,褚遂良有段時間就負責幹這個。
有一天,唐太宗問他:“你記的那些東西,我能看看嗎?”
他回答說:“今天之所以設立我來記錄這些,就是充當古時左右史官的作用,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還沒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呢。”
唐太宗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
他回答得十分幹脆:“臣的職責承載在筆上,皇上您的言行我是一定會記錄的。”
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想親征高麗,平定遼東,褚遂良鑒於隋亡的曆史教訓,舉諫說,不可遠征,以防不測。唐太宗不聽,褚遂良就再次上疏,認為皇帝親征不合情理:“臣把史籍都翻了一遍,從古至今,當皇帝的還沒有親自去打遼東的,派大臣去打,倒是有此先例”,所以“派兩名勇將,發兵四五萬”就可以了。
然而,唐太宗一意孤行,結果損失慘重,以失敗告終。在回師途中,唐太宗對勞師遠征深表後悔,回來後提拔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與朝政。後來,又任命他為中書令,褚遂良成了唐代政壇上的重臣。
武則天留下遺詔為他平反
褚遂良書《聖教序》,藏於福建福州市博物館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病重的唐太宗把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他們說:“當年漢武帝托孤於霍光,劉備托孤於諸葛亮,我以後的事,都托付給你們了。”又轉頭對太子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在,國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褚遂良成為托孤之臣,是因為他是李治最強有力的維護者。前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廢黜,朝臣多認為九皇子晉王李治仁厚,是太子的不二人選,但唐太宗更喜歡四皇子魏王李泰。有一天,他對近臣說:“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投入我的懷抱說:‘我到今天才得以成為陛下最親近的兒子,此為我再生之日。我隻有一個兒子,百年之後,一定為陛下殺了他,把王位傳給晉王。’父子的倫理,原應當是天性,我見他這樣,非常垂憐他。”大家聽了,麵麵相覷,都沒說什麼,唯獨褚遂良走上前說:“您也是君王。哪有執掌政權的君王,殺死自己的兒子,傳位給兄弟的道理呢?”唐太宗幡然醒悟,當天立李治為皇太子。
李治即位後,對褚遂良非常感激,封其為河南縣公,第二年又升為河南郡公。永徽四年(653年),褚遂良被拜為尚書右仆射(相當於宰相),執掌朝政大權。然而李治做夢也想不到,因為立皇後的問題,褚遂良成了他最大的絆腳石。
永徽六年(655年),李治想要廢黜王皇後,冊立武則天為皇後。有一天,他傳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和於誌寧四位重臣入內殿開禦前會議。這些人事前得到消息,商議如何勸諫,但誰也不想放這頭一炮,褚遂良主動請纓說:“我來吧。我奉先帝遺詔輔佐陛下,如果不盡愚忠,無臉去見先帝。”
李治一開口,就把廢後的理由提得很充分:“罪莫大於絕嗣,皇後久未生育,而武昭儀生有皇子,眾位卿家意下如何?”沒等別人開口,褚遂良第一個站出來說:“皇後係出名門,也是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去世之際,曾拉著微臣的手說:朕現在將佳兒和佳婦托付給卿。當時陛下也在場,想必聽得很清楚。臣沒聽說皇後犯了什麼過錯,豈可輕言廢立之事!臣絕不會為了曲意奉承陛下而違背先帝的遺命。”
任憑李治如何解釋,褚遂良就是不同意,當天的會議不歡而散。第二天,李治再次召集開會,褚遂良直言不諱地說:“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後也可以,但請另選他人。武昭儀曾伺奉過先帝,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又怎麼能瞞得過呢?倘若立她為皇後,天下人將會做何感想呢?”
這句話說到了李治的痛處,他羞愧得沒有說話。褚遂良卻越說越激動:“愚臣觸犯了聖上的尊嚴,罪該萬死,隻願不辜負先帝的厚恩,哪裏還顧性命。”說完把帽子摘了下來,還把上朝時執的手板放到台階上,說:“還陛下這個手板,我要告老還鄉!”李治大怒,命令侍衛直接把他架出去,一直躲在幕後偷聽的武則天氣得不得了,喊道:“怎麼不殺了這個老混蛋!”
最終,李治不顧褚遂良等人的反對,冊立武則天為皇後。褚遂良因為違背聖意,被貶為潭州(今湖南長沙)都督。顯慶二年(657年),又貶到桂州(今廣西桂林)任都督。武則天還不解氣,不久又將他貶為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顯慶四年(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中絕望地死去。
神龍元年(705年),武則天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彌留之際,她下了道遺詔,裏邊有這樣一句話,特別引人注目:“其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鹹令複業。”這相當於給褚遂良等人平反。武則天終究不是一個小女人,當過皇帝之後,閱遍群臣,她雖然恨褚遂良的迂腐,卻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與忠誠。
劉洎之死惹來是是非非
褚遂良留下來的碑刻作品
當然,在褚遂良的政治生涯中,也多遭受非議之處,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洎(音同寄)之死。
這件事,《劉洎傳》是這樣記載的:貞觀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親征遼東,命太子李治監國,同時令劉洎、高士廉和馬周等重臣輔助太子。第二年,唐太宗因征遼失敗,急火攻心,身上長了一種毒瘡,回到定州時病情一度十分嚴重,生命岌岌可危。劉洎、馬周聞訊趕來探望,出來後,褚遂良問情況如何,劉洎悲傷地流下了眼淚,說:“聖體患癰,極可憂懼。”然而褚遂良後來卻跟唐太宗說:“洎雲國家之事不足慮。”意思是說,劉大人覺得現在國家之事不用憂慮。病中的唐太宗聽到這樣的話,心情可想而知。
病愈之後,唐太宗召劉洎詢問此事,劉洎據實以對,並說馬周也在場,可以為自己作證。太宗問馬周,馬周與劉洎說的一樣。然而褚遂良堅持說自己聽到的才是真的,唐太宗最後決定相信他,賜劉洎自盡。
這件事最大的爭議焦點,就在於褚遂良是不是誣告、陷害劉洎,如果是,他的動機何在?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他不相信褚遂良會陷害劉洎,理由有三:第一,褚遂良是忠直之臣,不會幹出如此下作之事;第二,褚遂良與劉洎素無怨仇,沒有幹這種事的動機;第三,記錄這段史實的《實錄》是許敬宗所修,而許敬宗與褚遂良關係不睦,很可能是他將劉洎之死歸咎於褚遂良。北宋學者孫甫、大文豪蘇軾等基本也持同樣看法。
然而司馬光以人品立論,斷然否認褚遂良有誣告之嫌,似乎並不太令人信服。近代史學家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說:“唐代黨爭,後人隻談牛黨、李黨,而不知其由來甚久。褚遂良與劉洎,李林甫與李適之,等等,其實都分屬不同的派別。”褚遂良與劉洎雖然沒有個人恩怨,但在政治見解上並不一致。前太子李承乾死後,唐太宗在立儲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形成了支持魏王李泰與支持晉王李治的兩大政治勢力。褚遂良是李治的支持者,而劉洎則屬於李泰一派,因此不能排除褚遂良除掉政敵的動機。
當然,以唐太宗的睿智,僅憑褚遂良的一句話,就殺掉劉洎這樣的重臣,也是不太可能的。劉洎之死,有其性格方麵的原因,他為人疏狂,是一個具有“進攻性人格”的人。唐太宗征遼前,曾囑咐劉洎說:“我今天就要遠征,讓你輔佐太子,社稷安危都壓在了你的身上,你要明白我的深意。”劉洎回答說:“陛下放心,大臣如果有敢鬧事的,我就予以誅殺。”唐太宗聽了,很不高興,告誡他說:“當皇帝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臣民;當臣子的,行事不周密會失去性命。你的性格不細心,又很強硬,必會害到自己。你應該小心謹慎,才能保全。”
在立李治為太子後,唐太宗不得不考慮李治能否駕馭劉洎的問題,殺掉劉洎或許隻是為太子掃清障礙而已,所以褚遂良的話,隻是唐太宗找到的一個借口罷了。
唐太宗曾經評價褚遂良,說他:“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這段話除了給我們留下了“飛鳥依人”這個成語,還告訴我們一件事,褚遂良對皇帝的忠貞,已經到了愚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他有意順著唐太宗的心思,為他殺劉洎尋找機會。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這件事中,絕對沒有對個人私利的追求,否則在武則天的問題上,褚遂良如果頭腦稍微活分一點,懂一點見風使舵,也就保住了高官厚祿,不至於落得客死他鄉的結局。
唐代書法的“廣大教化主”
浙江省杭州市的褚遂良雕像
唐朝初期,許多重大紀念活動所題碑文,多是由褚遂良操刀的。例如紀念長孫皇後的《伊闕佛龕碑》,紀念名相房玄齡的《房玄齡碑》,還有最有名的 《雁塔聖教序》,分別為太宗李世民和高宗李治親自撰文,足見褚遂良書法的地位。
褚遂良高超的書法水平,一方麵在於個人的天賦,另一方麵則得益於史陵、歐陽詢、虞世南等書法大家的指導。再有,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狂熱愛好,也讓他受益匪淺。
唐太宗是王氏書法的鐵杆“粉絲”,曾懸賞重金收購王羲之的書帖,人們爭先獻上,以至良莠莫辨,真假難分。幸虧褚遂良對王羲之書法相當有研究,隨口就能說出書帖的淵源、出處,論據充分,鑒別書法的真偽絲毫不含糊,結果再沒有人敢將贗品送來邀功。
貞觀六年(632年)正月,太宗下令整理內府所藏的鍾繇、王羲之等人的真跡,計1510卷,褚遂良自然是這次整理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此他還編寫了《右軍書目》,藏於內府。能夠見識到如此之多的王羲之真跡,讓褚遂良大開眼界,對他書風的形成帶來了重大影響。
蘇軾給褚遂良的書法概括了4個字:清遠蕭散。他的書法,從追求一種結構之美,演進成了追求意境之美。虞世南書法講究“君子藏器”,在書寫的過程中不顯露明顯的運筆痕跡,褚遂良卻不同,清代人所寫的《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他願意展示這種痕跡,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明快的韻律。因此,有人說歐陽詢是一位“結構大師”,而褚遂良則是一位“線條大師”,他的線條充滿生命,體現了一種飛動之美。唐代書家張懷瓘對此感歎說:“若瑤台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在他看來,從褚遂良開始,書法已經從“妍美功用”趨向“風神骨氣”,書法藝術也從古典主義邁向浪漫主義。
有趣的是,這種唯美主義傾向,已經影響到褚遂良對紙墨的選擇。書法家講究紙筆用墨並不奇怪,北宋詞人蘇子美就曾說:“明窗淨幾,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而縱觀古今書家,褚遂良對紙墨之追求,卻是非常苛刻的。唐代人裴行儉曾說:“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嚐輒書。”沒有好筆好紙,他寧可不寫。
褚遂良對自己的書法要求很高。他和虞世南曾有一段對話,他問道:“我的書法比得上智永禪師嗎?”虞世南說:“我聽說他一個字值5萬兩黃金,你做得到嗎?”褚遂良又問:“那和歐陽詢相比如何?”虞世南說:“歐陽詢寫字不擇紙筆,什麼樣的紙筆都能寫得好,你難道能這樣?”褚遂良有些氣餒,說:“那我的書法究竟怎樣呢?”虞世南說:“如果手順而筆墨調暢,也能寫得很精彩。”褚遂良這才高興地走了。
在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上,褚遂良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他不僅繼承了唐代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等的特點,更深得東晉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北宋米芾對唐代的書法家都有微詞,唯獨對褚遂良讚不絕口,說他“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米芾的兒子米友仁說得更絕:“褚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最為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
唐代書法家顏真卿、薛稷等都曾師從褚遂良,宋代的黃庭堅、米芾、趙佶等,也從他的書法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清人劉熙載在《書概》中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廣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唐代書法上的獨特地位。
貞元五年(789年),在褚遂良去世百餘年後,唐德宗下詔,將他的畫像繪於淩煙閣上,讓他享有與唐初的開國功臣們同樣的榮耀。而褚遂良究竟是忠臣義士,還是奸惡之徒,則像一道永遠解不開的謎題,留在了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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