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4日 星期一

洪憲瓷:年款之外的秘密


之一沒有年款的御窯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改國號為“洪憲”。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卻留下了一批民國瓷器史上品質最高的仿古瓷——洪憲瓷。

1916年初,袁世凱委派庶務司長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監燒洪憲禦瓷。為了這批瓷器,他花費了140萬大洋,折合白銀約為一百萬兩。據郭葆昌的外孫馬常先生回憶,這批瓷器約有四萬件,也有記載稱只有六千件。不論四萬件還是六千件,分攤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據清史檔案記載,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萬件,而朝廷一年撥付的費用才三萬兩白銀。洪憲瓷如此不計工本,當然備極精美,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可以算是民國的官窯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後,最先為袁世凱督燒“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時,他還為北洋軍閥徐世昌(署“靜遠堂制”款)和曹錕(署“延慶樓制”款)各燒製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陳設瓶,杯、盤、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質細白而輕巧,釉面潔白潤澤,器型精緻玲瓏,少有大件。這幾批瓷器是同時燒造的,但因為用途不同,風格雖然類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於在開國大典上贈送賓客和袁世凱自用,都是仿琺瑯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琺瑯彩和粉彩的富麗,又很有民國風味,多為日用器具和瓶類。如圖一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這種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飾青花圖案,腹部繪山水人物圖案,頸部飾耳,是典型的民國瓶類瓷器風格,然而,此瓶釉質潔白無睱,描繪精緻入微,不是一般民窯所能達到的,頗似“內庭恭造之式”。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以57.2萬元成交,創下了洪憲瓷的拍賣紀錄。
圖一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
徐世昌的“靜遠堂”款瓷器,專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雖然也是一代軍閥,但作為一位文人大總統,他的學問深厚,書畫造詣極高,自詡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於製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會“看碟下菜”。他為徐世昌監燒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窯的單色釉。年窯瓷器極其精雅,清人讚曰“國朝陶器美無匹,邇來年窯稱第一”。年窯以單色釉聞名,格調含蓄而優美,自然極為貼合徐世昌這類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審美趣味。“靜遠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藍釉​​(如圖二年窯暗花蟬紋梅瓶)和青釉,橫絕一代,釉面極其精細,為稀世之珍,徐世昌還將它們作為禮物,用來巴結日本人。
圖二年窯暗花蟬紋梅瓶
延慶樓是曹錕在中南海的辦公場所,故而他以此為款定燒瓷器。“延慶樓制”款的瓷器品種不多,傳世稀少,極具收藏價值。根據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鑑定》記載,故宮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慶樓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圖三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是唯一一件有拍賣紀錄的。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飾有金邊。在瓷器口部裝飾金屬邊飾始於北宋的定窯。定窯以產白瓷而聞名,由於瓷胎很薄,燒製時容易變形,而且為節省窯爐內的空間,人們廢除了原來仰燒工藝所使用的匣缽,改用與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撐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對應,層層相疊。這樣用支圈支燒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邊,俗稱“芒口”。所以,定窯白瓷往往要在口沿處矯飾一條金屬鑲邊。到了民國,瓷器當然不會再有被燒歪的危險,不過這個瓷瓶畫面本來寓意富貴,瓶口加一條金色邊飾,更加富麗濃艷,倒也切合題意。
整個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兩側裝飾的雙龍耳似乎與瓶身不能渾然一體,顯得很突兀。雙龍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現在隋代的陶器中,飾雙龍耳的器物,總以樸拙渾厚為美,若瓶身太過纖巧,則與大龍耳不配。不過這件瓷器製作得還是十分精細的,釉質潔白無瑕,畫面艷麗華貴,鳳為百鳥之王,牡丹則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貴無極之意,又飾以龍耳,暗暗迎合了曹錕欲取袁世凱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成交價達41.8萬元。
圖三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
郭葆昌在景德鎮督陶時,還為自己燒製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觶齋”(因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貴的青銅觶——商周時期的飲酒器,便將書房命名為觶齋)、“觶齋主人”、“郭世五”、“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等。這批瓷器帶有濃厚的文人趣味,以瓶類為主。器型雍容典雅,線條簡潔,瓷繪以人物和花卉為主。它們或多或少寄託了郭葆昌的一點人生理想,他雖然是古董舖的小學徒出身,但總還是願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為基調——著色清淡,佈局疏朗,沒有一般民國粉彩花卉的浮華濃豔之俗(如圖四粉彩花卉過牆枝大盤)。人物多為高士圖,姿態恬淡,不過表現出的可不是一點淡泊的風雅,而是功成身退後隱逸的悠閒(如圖五粉彩高士圖瓶、圖六粉彩五老圖瓶),因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聞達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務使他進一步發跡,當了幾個月的督陶官後,他在河北定興縣老家蓋起了一座大宅,蓋房所用的銀元都是布袋裝放,用火車運去的。從此他就成為定興縣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顯赫,可見袁世凱為了這批禦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圖四粉彩花卉過牆枝大盤
圖五粉彩高士圖瓶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隻內底署有“永樂年制”字樣的明代青花壓手杯,這是中國官窯瓷器第一次出現皇帝的年款。從此以後,新皇帝登基,都會在他新燒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號。這也成為官窯瓷器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袁世凱既然稱帝,並為自己燒製了禦瓷,理所當然應屬“洪憲年”款。那他為什麼會先燒製“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許他對自己逆歷史潮流的作為還有所顧忌,不願意留下更多的明證,這也為後人辨識洪憲瓷留下了更多疑問。時至今日,對於洪憲瓷的最大爭論,還是它的底款問題。四川大學陳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國古陶瓷鑑定基礎》一書中言道:“幾千年中國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憲瓷鬧劇結束。中國古陶瓷鑑定,最後結束在洪憲瓷的真偽區別上,可悲可嘆”。
之二假又何妨

洪憲瓷是如此的精緻玲瓏,所以它纖巧而易碎,難以長久保存。“洪憲”帝號轉瞬即逝,洪憲瓷也極為稀有,而且它還帶有袁世凱賦予它的傳奇色彩。如此美麗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東西,既有藝術欣賞價值,又能滿足人的獵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於是有古董商人藉此造假牟利,大造贗品。袁世凱竊國,遭世人唾棄,然而,他的年號實在不“臭”。署有“洪憲年制”、“洪憲御製”款的假洪憲瓷,風靡一時。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賈,下至中產之家、升斗小民,無不趨之若鶩,尤以北京和天津兩地流傳最廣。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煙壺,無所不有。人們把這些洪憲瓷作為珍品家傳,作為禮物贈送,演繹出了無數撲朔迷離的故事,令後人難辯真假。

以圖七粉彩松鼠桃紋棒槌瓶為例,瓶身正面繪“松鼠求桃”圖,背面題了一首詩,落款“培基叔叔存,侄維尊敬贈”。底款為“洪憲年制”四字紅料楷書款。根據詩的意思推測,此瓶的定制應不會早於1939年。這說明在袁世凱死後二、三十年,“洪憲年”款的禮品瓷,依然風行於世。易培基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所見珍寶古物,何其多也!他的侄兒贈以假洪憲瓷,也並未覺有何不妥。可見,當時洪憲瓷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並不輸於明清官窯(當時很多禮品瓷也隨意書寫明清官窯底款)。
洪憲瓷真、偽品都製作於同一時代,有些精細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瓏精巧的風貌,而且很多是由過去的軍閥、富豪之家流傳出來的,出口外銷的也不在少數,亦真亦幻常令後人半信半疑。如圖八粉彩草蟲紋花盆,此盆無論釉質還是彩繪,都極為精良。但現存的洪憲瓷中,署雙方框藍料楷書“洪憲御製”四字款的較為少見,而且從圖片上看,這只花盆的釉色呈像牙白,有瑩潤感;不像其他民國時期精仿的洪憲瓷,釉色雪白,甚至達到白裡泛青的地步。也許基於這兩點,人們懷疑它是現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國納高的拍賣會上,它的估價只有250德國馬克(約合人民幣1050元左右),最後的成交價卻高達4.554萬元人民幣。這說明,是真是假並非不重要,但最終決定價格的,還是瓷器的品質。
圖八粉彩草蟲紋花盆
洪憲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過“居仁堂”款瓷遠不如“洪憲年制”和“洪憲御製”的名氣大。2005年6月6日,德國納高公司拍賣了一批德國、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國洪憲瓷。署“洪憲年制”、“洪憲御製”款的,最高成交價約合14.2萬元人民幣(如圖九彩繪陶潛圖瓶),其他幾件精品的成交價也在8-11萬元人民幣不等(如圖十粉彩“喜鵲登梅”圖大錐把瓶)。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對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價才不過4萬元人民幣而已,實在令人費解。也許外國人見多了從圓明園搶去的清代官窯瓷器,習慣了以鑑定清三代官窯的方式來衡量洪憲瓷的價值。
圖九彩繪陶潛圖瓶
圖十粉彩“喜鵲登梅”圖大錐把瓶
直到現在,也有些資料認為,“洪憲年制”、“洪憲年御製”款瓷器在袁世凱倒台以前就已經燒製,屬於真正的洪憲禦瓷。只是郭葆昌為人機警,才會對為袁世凱復辟燒製“開國瓷”這件並不光彩的事諱莫如深,拒不承認。其實,不管仿品製作得如何精細,始終不可能像真品那樣不惜成本,不計代價。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號盤、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種,僅存118件,其數不全。據說當時一共燒製了三套,除袁世凱自用一套外,其餘分贈了友人。

袁世凱燒造洪憲瓷,是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這裡成了一種確立身份的象徵——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憲瓷和洪憲朝一樣短命,不論“居仁堂制”款的真品,還是“洪憲御製”、“洪憲年制”款的仿品,現在都已經成了洪憲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對它們的關注也永遠不會停止。瓷器,在中國人心目中就是這麼富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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