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顧景舟紫砂壺的存世量估算


顧景舟的作品近年被愛壺的人瘋狂收藏,價格陡漲。其原因主要是顧老的壺確實製作上乘、自成一家,無人可比。另外的原因就是市場上很難見到顧壺了,尤其是早期紫砂壺很便宜時候的老壺,損壞散失所剩無幾。
顧壺究竟存世多少?顧景舟早年迫於生計曾經做過很多壺,甚至有一天就做過20把,但早期作品多沒有落顧景舟的款,而是商家委託所做。後期得到認可後,其製壺數量顯著下降,但一般也會一式三把,由此推斷,儘管沒有可靠的數據,但存世量應該也不小。
很遺憾顧先生沒有寫下自傳,其近親好友同事也沒有此類文章發表,顧壺的存世量遂成迷局。現只能根據顧先生生平大致估算其一生在不同時期作品的數量。

顧先生1915年生人,18歲開始學習製作紫砂壺,曾在上海為人僱傭,為雇主制壺,以仿製前人老壺為主,無個人名款。當然,無名款的壺不能算顧壺。
至20歲小有名氣,壺藝快速提高,開始使用名款,也有無款的批量之作。出於生計,在解放前的16年裡,顧先生有名款的製壺不少於2萬件,這是他制壺最多的一個歷史時期。由於當時處於戰亂,壺很便宜,只用不藏,自然消耗量很大,存留到現在的估計為10%左右。也就是,顧壺解放前作品現在存世量在2000件左右。

從1949年開始,顧先生很少制壺,因為當時幾乎沒有市場。1954年10月,他響應政府號召,參與湯渡陶業生產合作社紫砂生產工場的組建籌劃工作。1955年1月建社就緒,立即著手負責“紫砂工藝班”的招生和技術輔導的育才重任。1958年,他積極參予了紫砂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1959年被任命為宜興紫砂廠技術研究室副主任和技術股副股長,並參與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佈置設計工作,設計了一批大型的茶具及高檔花盆。從這些經歷和當時是集體經濟的社會背景來看,顧先生自己制壺幾乎停止,主要是指導學生和研究制壺技術,或許偶爾做幾把贈送別人或當做教學模型。從1949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17年間,顧壺總產量不超過2000把,其中有些是學生作品用了顧先生的印章。那時的紫砂壺還是用品而不是收藏品,損耗量也很大,估計現在存世500把左右。

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間,顧先生親自製壺的時候更少了,主要是參加政治學習和活動、指導生產。他個人偶爾做壺是一種自我消遣或應單位“表忠心”之要求,這十年他的總制壺量不超過500把,其中也有徒弟製作蓋他名章的。凡是自我消遣的壺都沒有進入買賣,底款仍只蓋個人名章。而應單位要求製作的壺,個人做好用了名章之後,一律收去統一加蓋“一九六八年鬥私批修”字樣,象財務收款用的那種長條形章。蓋章的小年輕也不大用心,歪歪扭扭或一頭深一頭淺、上下不對齊。文革時期紫砂壺還是用品,很便宜,估計這500把壺存到現在的在200把左右,或許還有些殘器保留。

1975年到1985年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時間他主要搞研究,開始寫作,並於1980年建立“紫砂特藝班”,組織教學,並按香港著名收藏家羅桂樣先生的供樣,複製歷史名作。這十年間他的親手作品更少,大約總存世量200把左右,但當時已經進入收藏,幾乎沒有自然損失。
1985年,顧景舟擔任宜興紫砂研究所所長,1989年晉升為高級工藝美術師。“宜興紫砂”被國家評定為質量銀質獎後,他又親自設計指導一批紫砂精品,參加全國性的展評活動,促使“方圓牌”高級紫砂茶具被國家評定為“金質獎”。在1985年到1990年這5年內,他的領導工作和社會活動相當繁忙,都是單位的公務,無暇制壺,5年制壺不超過50把,以贈送為主,而“宜興紫砂”和“方圓牌”紫砂雖然是他領導下創制但不屬於他個人作品,無個人名款。

1990年到顧先生1996年6月去世,這6年間他只為朋友和各方應酬制壺。因為年歲大了,有時是指導徒弟制壺而用個人名款。這期間紫砂壺雖然開始有人收藏,但價格便宜,所以產量很少,大約500把左右,但悉數進入收藏而沒有損耗。
值得注意的是,顧先生去世的1996年,紫砂領域的“化工壺”、“染料壺”、“納米壺(超細胎料)”還都沒有出現,現在能見到的這類近年壺均不是顧先生所​​作。

顧景舟大師一生製壺總存世量大約3000把左右,其中近50%流到港台地區和海外,大陸存量2000把左右。就其收藏價值,可做以下評級:
解放前作品,共2000把,因為存世量高,胎料做工不是很精,二星級。
1949-1966,共500把,存世量不多,但料工不是很精,三星級。
1966-1976,共20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且有文革特殊收藏背景,超五星級。
1976-1990,25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五星級。
1990-1996,500把,存世不多,工料上乘,但有些不是本人所做,社會出現較多仿品,四星級。

現在市場上出現的解放前顧壺多於解放後的,價格一般在幾十萬一把;解放後到文革結束的顧壺極其少見,幾百萬一把;文革後的顧壺又稍多一點,但大多去了港台國外,仍遠少於解放前的,也幾百萬一把。由此可知為什麼顧壺中解放前老壺沒有解放後的新壺價高,存世量所決定的。另外,文革期間的作品一般對壺蓋的配合是否嚴密不是特別在意,成型後有的修有的不修,也有倉促間潦草之作,曾見一把顧先生做的文革壺,哪都做得很好,一眼除顧先生別人望塵莫及,惟獨毛主席像臉部是平的,似沒雕刻完畢就燒製成型了,其中原因無人知曉。但即使潦草之作或半成品別人續做之壺,只要細看胎料、造型和其它細微特徵,大師作品總有與眾不同之處,容易分辨。文革期間顧先生名款用章在早期和文革後都未見再用,他個人記錄的“部分名章”裡也見不到,究竟是那個章丟失了?損壞了?還是個人廢置不用?無法考證。丟失的可能大一些,據說文革後期不許加蓋個人名章,原先使用名章被收繳封存,底款一律採用編號,有待證實。
——摘自《中國文物網》並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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