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改國號為“洪憲”。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卻留下了一批民國瓷器史上品質最高的仿古瓷——洪憲瓷。
1916年初，袁世凱委派庶務司長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監燒洪憲禦瓷。為了這批瓷器，他花費了140萬大洋，折合白銀約為一百萬兩。據郭葆昌的外孫馬常先生回憶，這批瓷器約有四萬件，也有記載稱只有六千件。不論四萬件還是六千件，分攤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據清史檔案記載，乾隆時期，景德鎮御窯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萬件，而朝廷一年撥付的費用才三萬兩白銀。洪憲瓷如此不計工本，當然備極精美，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可以算是民國的官窯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後，最先為袁世凱督燒“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時，他還為北洋軍閥徐世昌（署“靜遠堂制”款）和曹錕（署“延慶樓制”款）各燒製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陳設瓶，杯、盤、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質細白而輕巧，釉面潔白潤澤，器型精緻玲瓏，少有大件。這幾批瓷器是同時燒造的，但因為用途不同，風格雖然類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於在開國大典上贈送賓客和袁世凱自用，都是仿琺瑯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琺瑯彩和粉彩的富麗，又很有民國風味，多為日用器具和瓶類。如圖一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這種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飾青花圖案，腹部繪山水人物圖案，頸部飾耳，是典型的民國瓶類瓷器風格，然而，此瓶釉質潔白無睱，描繪精緻入微，不是一般民窯所能達到的，頗似“內庭恭造之式”。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以57.2萬元成交，創下了洪憲瓷的拍賣紀錄。
圖一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
徐世昌的“靜遠堂”款瓷器，專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雖然也是一代軍閥，但作為一位文人大總統，他的學問深厚，書畫造詣極高，自詡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於製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會“看碟下菜”。他為徐世昌監燒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窯的單色釉。年窯瓷器極其精雅，清人讚曰“國朝陶器美無匹，邇來年窯稱第一”。年窯以單色釉聞名，格調含蓄而優美，自然極為貼合徐世昌這類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審美趣味。“靜遠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藍釉（如圖二年窯暗花蟬紋梅瓶）和青釉，橫絕一代，釉面極其精細，為稀世之珍，徐世昌還將它們作為禮物，用來巴結日本人。
圖二年窯暗花蟬紋梅瓶
延慶樓是曹錕在中南海的辦公場所，故而他以此為款定燒瓷器。“延慶樓制”款的瓷器品種不多，傳世稀少，極具收藏價值。根據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鑑定》記載，故宮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慶樓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圖三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是唯一一件有拍賣紀錄的。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飾有金邊。在瓷器口部裝飾金屬邊飾始於北宋的定窯。定窯以產白瓷而聞名，由於瓷胎很薄，燒製時容易變形，而且為節省窯爐內的空間，人們廢除了原來仰燒工藝所使用的匣缽，改用與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撐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對應，層層相疊。這樣用支圈支燒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邊，俗稱“芒口”。所以，定窯白瓷往往要在口沿處矯飾一條金屬鑲邊。到了民國，瓷器當然不會再有被燒歪的危險，不過這個瓷瓶畫面本來寓意富貴，瓶口加一條金色邊飾，更加富麗濃艷，倒也切合題意。
整個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兩側裝飾的雙龍耳似乎與瓶身不能渾然一體，顯得很突兀。雙龍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現在隋代的陶器中，飾雙龍耳的器物，總以樸拙渾厚為美，若瓶身太過纖巧，則與大龍耳不配。不過這件瓷器製作得還是十分精細的，釉質潔白無瑕，畫面艷麗華貴，鳳為百鳥之王，牡丹則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貴無極之意，又飾以龍耳，暗暗迎合了曹錕欲取袁世凱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成交價達41.8萬元。
圖三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
郭葆昌在景德鎮督陶時，還為自己燒製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觶齋”（因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貴的青銅觶——商周時期的飲酒器，便將書房命名為觶齋）、“觶齋主人”、“郭世五”、“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等。這批瓷器帶有濃厚的文人趣味，以瓶類為主。器型雍容典雅，線條簡潔，瓷繪以人物和花卉為主。它們或多或少寄託了郭葆昌的一點人生理想，他雖然是古董舖的小學徒出身，但總還是願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為基調——著色清淡，佈局疏朗，沒有一般民國粉彩花卉的浮華濃豔之俗（如圖四粉彩花卉過牆枝大盤）。人物多為高士圖，姿態恬淡，不過表現出的可不是一點淡泊的風雅，而是功成身退後隱逸的悠閒（如圖五粉彩高士圖瓶、圖六粉彩五老圖瓶），因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聞達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務使他進一步發跡，當了幾個月的督陶官後，他在河北定興縣老家蓋起了一座大宅，蓋房所用的銀元都是布袋裝放，用火車運去的。從此他就成為定興縣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顯赫，可見袁世凱為了這批禦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圖四粉彩花卉過牆枝大盤
圖五粉彩高士圖瓶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隻內底署有“永樂年制”字樣的明代青花壓手杯，這是中國官窯瓷器第一次出現皇帝的年款。從此以後，新皇帝登基，都會在他新燒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號。這也成為官窯瓷器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袁世凱既然稱帝，並為自己燒製了禦瓷，理所當然應屬“洪憲年”款。那他為什麼會先燒製“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許他對自己逆歷史潮流的作為還有所顧忌，不願意留下更多的明證，這也為後人辨識洪憲瓷留下了更多疑問。時至今日，對於洪憲瓷的最大爭論，還是它的底款問題。四川大學陳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國古陶瓷鑑定基礎》一書中言道：“幾千年中國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憲瓷鬧劇結束。中國古陶瓷鑑定，最後結束在洪憲瓷的真偽區別上，可悲可嘆”。
之二假又何妨
洪憲瓷是如此的精緻玲瓏，所以它纖巧而易碎，難以長久保存。“洪憲”帝號轉瞬即逝，洪憲瓷也極為稀有，而且它還帶有袁世凱賦予它的傳奇色彩。如此美麗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東西，既有藝術欣賞價值，又能滿足人的獵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於是有古董商人藉此造假牟利，大造贗品。袁世凱竊國，遭世人唾棄，然而，他的年號實在不“臭”。署有“洪憲年制”、“洪憲御製”款的假洪憲瓷，風靡一時。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賈，下至中產之家、升斗小民，無不趨之若鶩，尤以北京和天津兩地流傳最廣。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煙壺，無所不有。人們把這些洪憲瓷作為珍品家傳，作為禮物贈送，演繹出了無數撲朔迷離的故事，令後人難辯真假。
以圖七粉彩松鼠桃紋棒槌瓶為例，瓶身正面繪“松鼠求桃”圖，背面題了一首詩，落款“培基叔叔存，侄維尊敬贈”。底款為“洪憲年制”四字紅料楷書款。根據詩的意思推測，此瓶的定制應不會早於1939年。這說明在袁世凱死後二、三十年，“洪憲年”款的禮品瓷，依然風行於世。易培基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所見珍寶古物，何其多也！他的侄兒贈以假洪憲瓷，也並未覺有何不妥。可見，當時洪憲瓷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並不輸於明清官窯（當時很多禮品瓷也隨意書寫明清官窯底款）。
洪憲瓷真、偽品都製作於同一時代，有些精細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瓏精巧的風貌，而且很多是由過去的軍閥、富豪之家流傳出來的，出口外銷的也不在少數，亦真亦幻常令後人半信半疑。如圖八粉彩草蟲紋花盆，此盆無論釉質還是彩繪，都極為精良。但現存的洪憲瓷中，署雙方框藍料楷書“洪憲御製”四字款的較為少見，而且從圖片上看，這只花盆的釉色呈像牙白，有瑩潤感；不像其他民國時期精仿的洪憲瓷，釉色雪白，甚至達到白裡泛青的地步。也許基於這兩點，人們懷疑它是現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國納高的拍賣會上，它的估價只有250德國馬克（約合人民幣1050元左右），最後的成交價卻高達4.554萬元人民幣。這說明，是真是假並非不重要，但最終決定價格的，還是瓷器的品質。
圖八粉彩草蟲紋花盆
洪憲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過“居仁堂”款瓷遠不如“洪憲年制”和“洪憲御製”的名氣大。2005年6月6日，德國納高公司拍賣了一批德國、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國洪憲瓷。署“洪憲年制”、“洪憲御製”款的，最高成交價約合14.2萬元人民幣（如圖九彩繪陶潛圖瓶），其他幾件精品的成交價也在8-11萬元人民幣不等（如圖十粉彩“喜鵲登梅”圖大錐把瓶）。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對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價才不過4萬元人民幣而已，實在令人費解。也許外國人見多了從圓明園搶去的清代官窯瓷器，習慣了以鑑定清三代官窯的方式來衡量洪憲瓷的價值。
圖九彩繪陶潛圖瓶
圖十粉彩“喜鵲登梅”圖大錐把瓶
直到現在，也有些資料認為，“洪憲年制”、“洪憲年御製”款瓷器在袁世凱倒台以前就已經燒製，屬於真正的洪憲禦瓷。只是郭葆昌為人機警，才會對為袁世凱復辟燒製“開國瓷”這件並不光彩的事諱莫如深，拒不承認。其實，不管仿品製作得如何精細，始終不可能像真品那樣不惜成本，不計代價。故宮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號盤、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種，僅存118件，其數不全。據說當時一共燒製了三套，除袁世凱自用一套外，其餘分贈了友人。
袁世凱燒造洪憲瓷，是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這裡成了一種確立身份的象徵——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憲瓷和洪憲朝一樣短命，不論“居仁堂制”款的真品，還是“洪憲御製”、“洪憲年制”款的仿品，現在都已經成了洪憲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對它們的關注也永遠不會停止。瓷器，在中國人心目中就是這麼富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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