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氏璧當為“和氏碧”，原為天然綠瑪瑙？

和氏璧當為“和氏碧”，原為天然綠瑪瑙？

《韓非子·和氏》載：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和氏璧原是楚國人和氏在楚山中發現的一塊外表為石頭的所謂“璞”，兩次都被宮廷的玉石專家鑑定為石頭，和氏因而被當成騙子，受到嚴酷刑罰而失去雙足。

通過對《韓非子·和氏》一文中的記載分析，和氏璧共有四項特徵：

1、產於荊楚：楚國即今天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部分地方。符合出產地條件的準和氏璧，只有獨山玉、拉長 ​​石、綠松石和荊楚瑪瑙。

2、玉石難辨：它最初的狀態酷似石頭，需要“理其璞”才能確定其價值，因此和氏璧是拉長石及月光石的說法也受到質疑，理由是它們非“玉璞”，並且過於普通。

3、楚人不識：宮廷玉人先後兩次錯誤裁定和氏璧為石頭，據此和氏璧是綠松石也遭到質疑。

4、鄂西北的荊山山脈自古就是綠松石主要產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國人廣泛用綠松石作玉器，遍布全國的古文化遺址中都有綠松石隨葬品，荊楚之地的玉人對綠松石和獨山玉，不可能不認識。

前所未有：和氏璧被整理出來時，就是一件楚王都不曾擁有過的寶物。鑽石說倒是附合這個特徵，但卻顛覆和氏璧的玉石類屬性，而且荊山中至今沒有發現鑽石。

東北作家唐偉依循章鴻釗先生和氏璧材質可能為瑪瑙的說法，並比照《韓非子》一文提到的四大特徵，提出和氏璧的“綠瑪瑙說”：

首先，荊楚之地出產瑪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湖北宜黃高速公路開山鑿石時，發現大量優質瑪瑙，確定了和氏璧產地蘊藏瑪瑙，為和氏璧“瑪瑙說”提供了基本條件。

其次，瑪瑙的成因是火山岩漿噴發後散落在地上，再經過地球物質的長期矽化和造山運動的反复演變，才可能成為瑪瑙。火山噴發時熾熱的熔岩掉在地上，釋放出大量的熱量，與周圍物質融合，並被裹上厚厚的塵沙，因而冷卻後的瑪瑙，其表皮必然產生質變，決定了它表面具有與一般岩石幾乎相同的外殼，沒有一定實踐經驗的人，憑藉肉眼自然無法從外部區別石頭和瑪瑙；並且瑪瑙屬於廣義的玉類，但不符合玉之“五德”，即不是真玉。瑪瑙不具傳統玉德，楚玉人自然不敢裁定為“美玉”或“寶玉”，也只能曰“石也”，如此兩次鑑定為石，遂造成卞和先後被砍去了左右雙足。

第三，瑪瑙當時屬於珍貴而不見於荊楚的奇麗瑰寶，儘管許多身份極高的王候將相的墓中出土有許多瑪瑙杯、球之類，但對卞和時代的荊楚之地，卻是非常陌生。

第四，綠瑪瑙為稀罕品種：荊楚瑪瑙與遼寧阜新瑪瑙接近，尤其是一種草綠夾胎瑪瑙，與阜新特產水草瑪瑙品質非常一致。

因此唐偉認為“和氏璧”就是這種在當時足以引起各路諸候垂涎的天然綠瑪瑙，並提出和氏璧當為“和氏碧”。《說文》解釋：“碧，石之青美者。”碧的基本字義，一是青綠色的玉石，二是指青綠色。

碧的甲古文掀示了本身秘密，“碧”左上方的“王”是一株多枝條的灌木，像極了“荊”和“楚”，右上方的“白”是一顆帶中心點的太陽，表徵發光，下邊的“石”分為“廠”和“口”兩個部分，是一段陡峭的山崖下埋著一塊似圓又方的東西，古人很早就發現過，多荊樹的山巒下埋藏著一種青綠色的美麗玉石，一旦把發掘出來就會發光，這就是“碧”，它應該就是古代人對綠色瑪瑙特有的定義。

一旦恢復“和氏碧”的本來名稱，我們驚喜的發現，即便是現的“碧”字，也足以說明它的美質：碧者“王”、“白”、“石”才是和氏璧的全部“密碼“，從“石”中來，為“王”所得，直視色“白”，一琢磨卻匯合成“碧”，那份神奇的綠意就含在小小一個方塊字中。

唐偉在《和氏璧與瑪瑙》一文中，以浪漫筆觸描繪了和氏璧的發現過程：臨海的楚國，大海一碧萬頃，山林清碧欲滴，當一塊有著山與海一樣色彩的寶物，從石頭里被玉人梳理剝離出來，人們以聖潔的情感，莊重地呼之為：“碧！”而這個寶是一位雙足盡失卻不改忠貞信念的和氏民間玉工發現的，王者感動，平民落淚，“和氏之碧”一下便聲名遠播，成為荊楚至寶。

這是楚人發現的第一塊綠瑪瑙：​​今天他們的後代已經將其同類定名為“草綠夾胎瑪瑙”，當時他們卻叫不出“瑪瑙”這個詞，可能會有極少的幾位玉師知道，北方出產一種叫瓊瑤（古人在佛教傳入中國前對瑪瑙的稱謂）的美玉，和氏則是一位早年從楚地啟程、曾經到北方見識過瑪瑙原石並掌握了一定鑑別技術的流浪玉匠，卻又因為牽掛親人而返回故土。

突然有一天，這個男人在故鄉的山中為年邁的老母採藥時，發現了一塊與北方蘊含瓊瑤的石頭非常相似的石頭，電閃雷鳴間他憶起北方的師長，他們曾經告訴過他那看似粗糙的砂礪下不同尋常的秘密，於是他抱起它飛快地走向了高貴的宮殿……然而他走失了青春、壯年、中年，走丟了左腳和右腳，大師的蔑視、俗世的譏笑、權貴的冤屈、親人的眼淚幾乎磨去了他的全部尊嚴，漸漸他一無所有，只剩下一個信念：是美玉，總是會發光的！

終於，當他拖著血水、咬著牙關、奔湧著淚水，走到了風燭殘年，上蒼被感動了，隨著表層剝落，一抹碧色伴著高貴的人格在人間波動舞蹈，最終無法分割，留給天地一個響亮的名字：和氏碧！

只是經過七國一統，記敘這美麗名字的文字被扭曲化、物質化，那落筆的文案官員想當然地以為珍寶當從玉部，於是充滿奇彩的和氏碧轉瞬間變成冰冷無趣的和氏“璧”，又被更後邊的子孫，訛傳和想像成為一個中空的環狀物——那“空洞”的想像，恰好是世俗無聲無息吞噬忠貞與才智的無恥之口，是信口開河的淺薄無知。

當你是一塊毛頭石頭任何人都可以嘲笑你冷落你欺凌你唾棄你；

當你有朝一日嶄露內在美質所有人都盤算可以通過你求得幾值

當你如日中天成為世間瑰寶卻已經沒有人懂得你的內涵和本質；

瑪瑙如此，人生莫非如此？

“綠瑪瑙說”為和氏璧材質研究提供了一種新學說，但綠瑪瑙在自然界中屬於稀罕品種，據說日本皇室三神器中，“八尺瓊勾玉”就是綠瑪瑙，如今連同“天叢雲劍”，已經毀失於戰亂，三件皇家信物只剩了“八咫鏡”尚存宮中。

唐偉論述和氏璧為綠瑪瑙同時，還提出一則“大清傳國玉璽=阜新水草瑪瑙+傳統素活”的命題。

滿清奪取天下，到乾隆時宮中玉璽多達39方，欽定二十五方玉璽為皇家日常使用，稱“清二十五寶”，傳國玉璽不在其中，且被乾隆帝在御制的《國朝傳寶記》中明確定為贗品。

大清傳國玉璽聲稱是從蒙古察哈爾部蘇泰太后處得來的。蘇泰太后的歷史身份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孫察哈爾·林丹汗的大福晉，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後，開始重點進攻察哈爾部，明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農曆4月，察哈爾·林丹勢窮力竭，因感染​​天花病死在青海的打草灘阿拉他拉。

按後金領袖們的宣傳，所得傳國玉璽系蒙古人從中原帶到漠北的，在林丹汗手上時，與“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爾經》並稱察哈爾部“三大法寶”，林丹汗是黃教倡導者和虔誠信徒， “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爾經》都是佛教的聖物，漢家傳國玉璽則與佛教沒有乾系，把它並立為三大法寶之一，多少顯得突兀，“三大法寶之一”極可能是後金領袖杜撰的說法。

有一種情況，漢家傳國玉璽可以與“嘛哈噶喇”金佛和金《甘珠爾經》並稱法寶，那就是它的材質為瑪瑙。瑪瑙與佛教關係非常最為親密，是佛教七寶之一，佛經中經常有瑪瑙出現，也極受蒙古族人民重視，蒙古婦女頭上的裝飾一直就是以瑪瑙、珍珠、金銀為主，都與其佛教信仰有關。

但是唐偉判斷大清開國前這枚玉璽是皇太極、多爾袞偽造。這是因為得璽過程中疑竇叢生。蘇泰太后與愛新覺羅氏關係密切，是皇太極母舅貝勒葉赫·金台石的孫女。

《皇清開國方略》載，蘇泰太后第一次宴請多爾袞時，是公元1635年農曆2月27日，即歸附出降的次日，奉獻的禮物卻只是駝、馬、雕鞍、貂裘、琥珀、金銀、蘇緞等物，直到農曆8月3日多爾袞完成徵察哈爾部的任務時，蘇泰太后母子才獻上漢家傳國玉璽，中間竟然長達近半年的時間，按道理安泰太后母子僅據林丹汗殘餘的萬人之眾，不可能再有什麼機會翻盤，傳國玉璽無疑是個禍根，應該在2月27日甚至是前一天出降時就獻上，無論如何不該隱藏一個春天又一個夏天才交出來，假如這中間走漏一點風聲，對這孤兒寡母何其危險？所以就時間上可以推斷，蘇泰太后母子手上原本沒有傳國玉璽。

推測當時情況，多爾袞徵察哈爾部前，已經確定了要通過在察哈爾地區“徵得”傳國玉璽，如此一來，1635年農曆2月27日到農曆8月3日這個時間段，正是琢制傳國玉璽的時間。

瑪瑙素活成品需要一定時間，從蘇泰太后歸順到玉璽現身，中間五個多月，正好可以雕琢出玉璽那樣大小規格的瑪瑙製品。

有人也許會說，多爾袞製造玉璽，不一定取材水草瑪瑙，也可以遣人潛入南方，購置其它名貴材料。但是當時琢制玉璽是一種急需，耗時越短越好；而素活手藝人慣用瑪瑙，換別的材質會有難度；再者可據後推前，滿清入關後，紫禁城瑪瑙用品都是土默特左旗（今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供應，包括乾隆一生配戴、死後陪葬的瑪瑙朝珠，也出自阜新玉匠之手，說明清廷對阜新瑪瑙的認可程度。

農曆8月3日出現的玉璽，是多爾袞授意安排好一枚贗品玉璽。9月多爾袞凱旋回到瀋陽，就把聲稱來自察哈爾部的傳國玉璽獻給了皇太極。當年多爾袞獻給哥哥皇太極的玉璽製作耗時不會超過2月27日到8月3日之間的150多天，只允許就地取材用遼西阜新瑪​​瑙加上素活​​手藝，打造了一枚“和氏璧傳國玉璽”，目的就是為了後金統治變得正統化，為滿人入關做準備。

據說1924年11月，馮玉祥等人驅逐溥儀出紫禁城時，警察總監張壁和鹿鐘磷等人曾在宮中追索傳國玉璽，但始終沒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