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認為音樂是聖洁的,可以洁凈人的思想。
創作音樂就是要和諧地按制作材質區分和使用“八音”。所謂“八音”,就是指分別用金(青銅)、石(石頭)、土(陶器)、木(木頭)、竹(竹子)、絲(蠶絲)、匏(葫蘆)、革(皮革)制成的樂器。
正是這些樂器,在曆史的深處,共同演繹了中國人心靈的樂章……
古籟幽婉——生活中來
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人類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與野獸搶奪食物,常常也會像野獸一樣死于自然災害。但人類不同于其它動物,他們會思索,有智慧,他們的感情更加丰富,需要更多的表達方式,動物只會嚎叫,但人類會歌唱,而且還會讓石頭、泥土、竹子、骨頭發出美妙的聲音——樂器誕生了。在中華大地上,眾多新石器時代的古文明遺址中出土了大量我們的先人制作的原始樂器:
磬,一種跟石器時代石犁、石鋤形狀很相似的樂器,只不過是在石犁、石鋤安柄用的圓孔中系上繩子,懸而擊之,能發出“當當當”悅耳的聲音。專家推測:它來源于古人的生產工具;
骨哨,曾作為聯絡工具用于狩獵中;
把獸皮蒙在空心陶管上擊打,鼓誕生了;
受敲打陶碗、陶杯能發出清脆聲音的啟發,便有了陶鈴;
發現最廣、最普遍的當數壎。它是一種吹奏樂器,用泥土捏成雞蛋形狀,在上面開6孔,然后放進火里燒制而成的。壎聲凄婉、悠長,即便在今天,人們听到后,也會在心底涌起一絲淡淡的惆悵,仿佛回到了空曠的原野或憶起了塵封的往事,其意境是眾多現代樂器都難以表達的,有很強的震撼力。
玉磬
骨哨
鄭州市博物館藏 商代泥質灰陶壎
樂理上,這些遠古樂器在演奏中主要體現“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相當于簡譜中的“1、2、3、5、6”,缺“4、7”,但並不是不能表現現在的7聲音節。這主要與我們先人的宇宙觀關系密切:從后來的發展看,“宮商角徵羽”變成了“金木水火土”、變成了“東西南北中”,一切都與“五行”暗合,這便是
“七聲奉五律”,並形成了一個習慣性的規則。而這個規則,也恰好符合中國文化所崇尚的平緩、寧靜的精神境界,體現在用這些中國傳統樂器演奏的樂曲上,雖缺乏跌宕起伏,但尤顯沉穩典雅。
“高山流水”覓知音
隨著時代的變遷、生產力的發展,樂器的種類開始增加了,質量也在不斷地改進。
根据記載,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樂器就有大約70種之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古琴。相傳那時一個叫鐘子期的人听到了琴師伯牙的琴聲,當伯牙彈到描寫高山的曲調時,鐘子期說:“善哉,嵯峨兮若泰山!”當伯牙彈到描寫流水的曲調時,鐘子期說:“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總算遇到了能听懂自己音樂的人,十分感動,遂與鐘子期結為生死之交。鐘子期死后,伯牙把琴摔碎,不再彈琴了。后以“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難得或樂曲的高妙。
唐 大聖遺音栗殼色漆琴 故宮博物館藏
通長120厘米 最寬20.5厘米
其實在中國古代,琴是文人的專用品,古琴演奏特別注重對彈奏者的禮儀要求:彈奏前要沐浴;彈奏時必須怀著肅穆寧靜的心態、禁止邪念;琴台上還必須燃上一炷香……奏琴並非為彈琴而彈琴,而是為了修身養性。在孔子的理論體系中,音樂和禮儀規范處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彈奏樂器是培養高貴品德的重要途徑。而這一認識,隨著曆代王朝“獨尊儒朮”的治國理念沿傳了2000余年。
其間,古琴的形制也在被不斷改進、發展。据專家介紹:相傳最早的古琴是舜發明的,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為五弦之琴,后武王伐紂時為鼓舞士氣加了一根弦,再后為了表達抒情怀舊的意境人們又給它加了一根弦。此后,雖然曆代工匠在造琴時考慮到多種因素而出現了許多別致的造型,但七弦定制一直保持至今。
漢代的演奏樂器中還有外形看起來和琴有几分相似,因彈奏聲音“錚、錚”而得名的箏。人們根据對史料的研究,知道這種樂器已有2000多年的曆史,但遺憾的是現代考古很少發現出土的實物箏,只有少量傳世珍品。箏能更好地表現激昂情緒的音樂,通常是表演給大眾听的,這與琴適于表現古雅、節拍比較緩慢的作品,通常用來自娛自樂不同。但二者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生机勃勃”與“生不逢時”
自公元前8世紀始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雖然戰亂不斷,但也是一個“百家爭鳴”文化大發展的年代。在這一曆史背景下,中國古樂器迎來了其曆史上的第一個黃金發展時期。
1978年5月發掘的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編鐘、編磬、建鼓、瑟、筑、排簫、等8種128件樂器,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有人曾統計過,如果要同時演奏曾侯乙墓里所有的樂器,起碼要41個人。出土的樂器中名氣最大的則屬那套共65件、總重達到5噸的編鐘。作為樂器,這套編鐘的出土可謂音樂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偉大發現,它體積碩大、造型繁復精細,音色優美、音域寬廣。這套編鐘同時也反映出了我們先人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藝。編鐘優秀的音質源于青銅中銅、錫、鉛含量的合理配比,尤其錫的含量控制最為關鍵。當代冶金學証實:青銅中錫含量在13%左右時,所鑄的樂器能達到最完美的音高和音色。而這套編鐘中錫的含量被嚴格地控制在了12%～14%之間。
曾侯乙編鐘，現藏武漢市的湖北省博物館。這套編鐘為青銅鑄造，共65件，重2500多公斤，設計精巧，造型壯觀。雖然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它的音質還是很好。
曾侯乙編鐘，現藏武漢市的湖北省博物館。這套編鐘為青銅鑄造，共65件，重2500多公斤，設計精巧，造型壯觀。雖然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它的音質還是很好。
墓室里眾多的樂器再現了那個時代中國樂隊的場面:
按照中國古史書的說法,皇家和貴族的樂隊叫作“鐘鼓之樂”,“鐘”是編鐘,“鼓”就是建鼓。這是一個高等貴族才能擁有的樂隊,享受美妙的音樂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展現權力和威嚴。
在那個時代,對樂器的使用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天子享受四面之樂叫“宮懸”;第二等級的諸侯享受“軒懸”,就是三面之樂。曾侯乙就屬這一階層;大夫可欣賞兩面之樂;士是最低一級的,享受一面之樂。
通過在曾侯乙的“寢宮”里也發現了大量樂器及一個由20名妙齡女子組成的殉葬樂隊這一點看,曾侯乙本人可能就是一個精通音律的人。
然而,這樣的特權並沒有維持到永遠。自曾侯乙榮光入葬也就過了200多年的時間,便“移風易俗”了。
屈尊降貴
“避重就輕”
考古人員在山東洛庄發掘西漢早期一座王公墓葬的陪葬坑時,出土了一整套19件的編鐘,它們和普通的軍樂器混雜在一個坑穴里,已不再有以往統領高雅音樂界長達千年的至上風范了;與這套編鐘同時出土的還有6套編磬,總計107件。僅從出土編鐘和編磬規模、數量上的配比來看,編磬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編鐘。變化是顯著的,曾侯乙時代象征著最高貴的樂器和樂聲的“鐘鼓之樂”已為漢初的“金聲玉振”或說“金石之聲”所取代。
在同是漢初時代的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一套體現當時小型室內樂隊的樂俑。木俑所使用的樂器是竽和瑟,而“竽瑟之樂”也正是風靡戰國到秦漢之際的流行音樂組合。此外,樂俑們的演奏姿態也有了明顯的變化,曾經的庄嚴肅穆被愉快和享受的風尚代替。
《樂俑》，西漢 (公元前206年–公元
9年)。1972年于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
再結合一些同時代的其它考古發現,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曾侯乙時代那種嚴肅刻板的“鐘鼓之樂”在漢代已經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樂舞百戲這類歡快活潑的綜合藝朮,各種輕便的弦樂器和管樂器已開始在樂隊中粉墨登場。樂器與音樂從一種“排場”
開始了人性化、實用性的回歸,源于生活、服務于生活,並開始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
兼收並蓄
盛唐強音
其實早在西漢年間,隨著漢匈(奴)戰爭、隨著張騫使西域、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廣泛,一些外來樂器因此進入中原地區,從而使中國的樂器發展出現了重大的變革。
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賈湖一處史前遺址中發現了一支史前人用鷹的翅骨做成的骨笛,距今至少在8000年以上,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有音階的發音器。姑且以此為始,一直到張騫使西域前中國傳統的笛子都是豎吹的,但自張騫從西域帶回了橫吹的笛子后,便有了笛、簫之分。
舞陽賈湖骨笛，骨質，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長23.1厘米，1987年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阮咸”,這種后來以西晉名士阮咸名字命名的樂器,也是經由絲綢之路從西域傳入的樂器,漢時稱秦琵琶,后經不斷改進便成了地道的“國貨”——琵琶。
漢代結束后,進入到紛爭不斷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的年代是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各種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帶來了創新的机遇。到了充滿活力和開放精神的唐代,由于人們對外來文化始終抱著新奇和接納的態度,中國樂器史上的重大變革產生了。遺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樂器實物非常少見,但人們仍可從其它途徑管窺异彩紛呈的唐代樂器。
在一些反映樂隊演奏盛況的唐朝壁畫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些以往從未見過的新樂器,但最令人感到新奇的是,里面的琵琶是橫著彈的,而且還用撥子。据專家介紹:早期西域琵琶的彈奏方法是橫著用撥子彈奏的。這樣,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終收撥當心畫(划)”句中的“撥”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中國,琵琶的演奏方法大約經曆了千年演變,直到明代才形成了如今人們看到的豎抱用手彈奏的舞台表演形式;而在日本,琵琶自唐代傳入后,至今仍保持著用撥子的演奏方法。
在一件出土的唐三彩上,一個唐朝的伴奏樂隊毫無遺漏地被展現了出來:樂隊所使用的樂器有土生土長的排簫、笙、豎笛等,也有自西域傳入的琵琶、箜篌、橫笛、拍板等,但領銜的則非琵琶莫屬。
在當今的日本,仍在使用一種自唐代傳入的古老樂器尺八。尺八是一種豎笛,顧名思義因長一尺八寸而得名。但在中國,尺八卻早已消失了身影。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藏于日本博物館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這個是傳世唯一一個五弦的琵琶。而且螺鈿紫檀五弦琵琶外表极度華麗，唐代的螺鈿鑲嵌技巧被它發揮到了极致，世界上現存的能表現大唐盛世繁華的文物，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這件了。
据《樂府雜錄》記載,唐朝時各類樂器大約有300種。雖然其中一些品種如今已難覓蹤影,但一些外來樂器在文化的兼容並蓄中卻最終成為地道的中國民樂器。公元907年,隨著唐的滅亡,中國音樂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結束了,但是,曆史的痕跡卻永久地印刻在了古老的土地上:
如今在西安郊區的一個小鎮中,活躍著一支完全由農民組成的民間樂隊——集賢樂社。可千萬別小看這支農民樂隊,他們使用的樂器大部分是祖輩傳下來的,彈奏技藝也是祖傳的,絹制的古舊樂譜傳自明代,所演奏的則是大名鼎鼎享譽中外的“長安古樂”。据傳,唐“安史之亂”時,一位宮廷樂師流落于此,為謀生計創立了一個音樂教坊,專門教導民間弟子演奏宮廷音樂,並代代相傳延至今日。長安古樂的演奏形式分座樂和行樂,座樂一般坐著演奏,演奏大套曲;行樂就是站著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常會奏一些短而優美的樂曲。樂隊的核心是鼓,有7種,整套古樂以不同的鼓聲為主干貫穿下來的。它使今人有幸聆听到了“余音繞梁,‘千年’不絕”的唐代宮廷高雅音樂。
長安古樂演奏現場
融會貫通
蔚為大觀
唐代以后,發展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的戲曲藝朮漸成主流,這一轉變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樂器的發展軌跡,如今不少著名的中國民樂器都是在宋元之后逐步出現和成型的。
人們所知道的京劇伴奏樂隊並不龐雜,但無論是悲壯鏗鏘的情怀還是溫柔哀怨的情調,觀眾完全能夠感受到伴奏樂器的丰富表現力,都是經過長期摸索后合理搭配的成果。其實,樂師們手里拿著的樂器大部分並不產自中國本土,卻最終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中國樂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二胡。二胡在京劇伴奏中的作用絕不亞于西洋交響樂團中的小提琴,不過,很多中國人都並不了解,二胡原本並不是中原的產物。二胡的前身叫“奚琴”,是隋唐時代北方一個叫“奚”的部落發明的樂器。從史料中可以發現,唐宋前一直沒有關于像二胡這類弓弦類樂器的記載。這類樂器傳入后,同樣也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磨合,大約在元代最終與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種新型的中國樂器——弓弦類樂器。此后,曆經明、清的不斷演進發展,二胡不僅坐上了中國民樂器的頭把交椅,而且拓展出了一個龐大的家族:高胡、板胡、京胡、大胡、低胡等等。
江南絲竹部分演奏樂器：琵琶、曲弦、大胡、中胡、二胡、拍板、揚琴等。
這樣,曆經千年的吸收、創造、淘汰和更新,到了明、清時,中國民間樂器的隊伍基本成熟了。人們按照演奏的方法將其分為四種類型:以二胡、京胡、高胡等為代表的拉弦樂器;以琴、琵琶、揚琴等為代表的彈撥樂器;以笛子、簫、笙、嗩吶等為代表的吹管樂器;以堂鼓、銅鼓、排鼓、鈸等為代表的打擊樂器。直至今日,這些不同材質、不同音色的傳統民樂器,仍在共同演繹著中國傳統文化含蓄、溫和的特有氣質,鳴奏著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不斷開拓、奮進的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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