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5日 星期六

英藏西域美術品——彩繪連環

8-9世紀新疆焉耆明屋(Ming-oi)遺址出土連環壁畫
大英博物館收藏文/隆日編譯
英國人斯坦因於一九○六年九月從中國新疆焉耆明屋(Ming-oi)遺址挖掘出土
斯坦因在中國西域收集的壁畫大都收藏在印度的新德里,這是斯坦因收集品中唯一保留在大英博物館的一組連環壁畫。這組壁畫是在位於新疆焉耆明屋(Ming-oi)遺跡西北部一座遺棄的寺廟遺址中發現的。在寺廟遺址的一個有拱形天井的狹小內室,這組連環壁畫就繪製在外壁東側約3.5米長的牆圍子上,斯坦因根據內容將其分割成十一塊大小不一的壁畫。壁畫所繪製的場所是一個很不顯眼的角落,是在圍牆的下半部,所以在斯坦因到來之前,德國人和俄羅斯人都沒有註意到的這組壁畫,在同一寺廟遺址中,有二幅大型精美的壁畫已在斯坦因之前就 ​​​​ 被奧登堡切割帶回了俄羅斯,現存於俄羅斯艾爾米塔什美術館,斯坦因帶回的這組環壁畫儘管色彩豐富,但遠不及奧登堡盜走的那二幅精彩。
這組大型連環壁畫描繪的是僧團在洞窟中修行生活的片段;壁畫首先從多個比丘聽授教法的場景開始。年長的比丘腰倚方形的凳子,能明顯能看出年齡等,有的腳被斜向橫過的裝飾遮隱,而大多數連放腳或腿的台子都被描繪出來。另一面,弟子們在前面屈膝而坐。第一場景中,無論師父還是弟子都在細長的菩提葉上寫字。上空繪著散花的飛天手持毛筆。而在另一場景中,從上空乘雲飛來的像是偏袒右肩的佛,其下有兩組比丘和天部在合掌讚頌。另一場景只保存了一部分,可辨出師父前匍匐的虔誠比丘的身姿。此景象,使人想起布發本生的場面。

在此壁畫可以看出克孜爾石窟壁畫風格的山水描繪,比丘各自坐在山中的石窟或佛龕中抄寫經文。山的輪廓用墨繪成圓頭的台階狀。那山排成一列,其上方可見第二列。台階狀的山的輪廓使人想起克孜爾石窟的多數天井畫。山上隨處可見的樹和動物等的描繪。跪拜的少年的衣服和髮型也能夠證明此連環的壁畫是回鶻時期的,其年代最遲不過8~9世紀。
焉耆明屋位於新疆庫爾勒與焉耆之間,地名七格星。"明屋"是維吾爾語"千佛"之意。遺址規模很大,分南北兩個大寺,在北大寺西北還有十個石窟。寺院創建於兩晉,現存遺址是唐至元代的建築物。出土的壁畫﹑塑像殘塊和建築裝飾等,都是研究當時佛教美術的重要資料。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德國探險家勒科克等人就曾經對焉耆國佛教遺跡進行過調查與發掘,將大量的精美佛教雕塑品運到了國外,主要收藏在大英博物館、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這些雕塑品絕大多數是在公元7、8世紀期間製作成的,相當於漢族內地的盛唐時期,也是焉耆國佛教發展的高峰期。


1、1919,0101,0.279.a
規格:71 x 48cm
雙手合掌,雙膝跪拜,虔誠恭聽佛法

2、1919,0101,0.279.b
規格:71 x 48cm
從上空乘雲飛來的像是偏袒右肩的佛,其下有兩組比丘和天部在合掌讚頌。

3、1919,0101,0.279.c
規格:71 x 45.5cm
年長的師父腰倚方形的凳子,弟子們在前面屈膝而跪。天人在上方拋灑著花瓣。

4、1919,0101,0.279.d
規格:71 x 45.5cm
無論師父還是弟子都在細長的菩提葉上寫字。上空繪著散花的飛天手持毛筆。

5、1919,0101,0.279.e
規格:69 x 49cm

6、1919,0101,0.279.f
規格:66 x 20cm

7、1919,0101,0.279.g
規格:69 x 37cm

8、1919,0101,0.279.i
規格:42.5 x 53cm

9、1919,0101,0.279.h
規格:67 x 56cm

10、1919,0101,0.279.l
規格:66 x 14.5cm

11、1919,0101,0.279.m
規格:54 x 43cm


在今天的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一帶,是漢朝至唐朝的焉耆國所在地。當年玄奘去印度取經,從今天屬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國向西出發,第一個到達的就是焉耆國。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焉耆國的情況:阿耆尼(即焉耆)國的幅員東西 ​​​​ 有300多公里,南北200多公里。這個國家的大都城方圓3公里以上。四面有山作為屏障,道路艱險難行,因而易於防守。境內泉水溪流交織如帶,水便被引來灌溉田地。四季氣候溫和,舒暢宜人。風俗淳樸,人們真摯相處。國境內有寺廟10餘座,僧徒有2000多人。他們研習的是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這些信徒恪守戒律儀軌,持身清潔,刻苦勤奮。
玄奘看到的焉耆國佛教盛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從焉耆縣向西北大約行走30公里,有一處保存著很多古代遺址的地方,叫七格星明屋,這是維吾爾語,意思就是“千間房子”,它是由南、北兩個寺院遺址和一個小型的石窟群所組成的。南、北大寺的規模是相當可觀的,如果要用“千間房子”來形容當年這裡的佛寺景象,是再恰當不過了。它們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築遺跡構成的,這些建築物的牆址是採用土坯間雜葦草的砌築方法,很可能是唐朝到元朝期間的建築遺址。但從南大寺的大殿後面所採集到的殘佛、菩薩造像,以及一些殘磚的情況看,這處寺院的開創時間就可以上推到南北朝時代了。
在北大寺西北山的南面,大約開鑿了10所石窟,其中有與克孜爾石窟群中相同的洞窟形制。但第1、2、3等窟的構造顯得比較特別:在洞窟的地面當中設置了一個長方形低壇,低壇的後面立著一個大背屏直通窟頂,環繞著這個低壇和背屏,同樣也能起到中心柱窟的功能與使用效果。這就是摹仿地面寺院殿堂作法的佛壇窟,在新疆的其他地區,我們沒有發現與它們類似的石窟,但在位於焉耆東方的敦煌莫高窟中,晚唐與五代時期流行的大型佛壇窟基本就是這樣的形制。另外,焉耆佛壇窟頂部畫出的雲朵紋、纏枝花紋,以及第4窟主室窟頂畫著以波狀套連的枝蔓組成的一幅大圖案,每一個單元內都畫一尊菩薩或化生童子,枝蔓上還綴飾著雲頭、荼花和捲葉紋樣,都具有強烈的漢民族藝術風格。公元692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面的四鎮之一,因此漢族人在這裡的活動應該是很頻繁的。那麼,七格星石窟裡的漢族洞窟形制和壁畫風格,可能是在8世紀以後由漢族僧侶傳到這裡來的。從七格星第7、8窟裡殘存的壁畫,我們又能看到龜茲風格的菱形方格紋,這種藝術手法自然是來自庫車、拜城一帶了。這些藝術現象,表明了東來西往的佛教僧侶,都在焉耆這個沙漠北道中的重鎮,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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