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青銅器不僅是“重器”，而且還是“貴器”。在周代，作為禮器的青銅器也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甚至上達天子下至士大夫所用青銅器的數量和規格都有定制，如周禮規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超出即為僭越。正如考古學家所說，“青銅器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
青銅器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其以獨特的器型、精美的紋飾、典雅的銘文揭示了中華民族的鑄造工藝、文化水平和歷史淵源。自古以來，傳統收藏就有“金石字畫”的排序，青銅器擺在第一位，並被譽為國之重器。
皇室收藏青銅器成傳統
青銅器收藏的歷史傳統極為悠久。“青銅器的收藏自古以來就有，商代王和天子的東西在周代就開始收藏，周代的器物到春秋戰國又被收藏，到漢代漢武帝時發現了一個圓鼎，因為這個被發現的圓鼎，漢武帝改年號為元鼎，可見當時青銅器被重視的程度。”著名文物修復和青銅器鑑定專家賈文忠稱。
作為權利和地位象徵，青銅重器無疑會被歷代皇帝所珍視。宋徽宗在位時廣收歷代文物，下旨命文臣們編輯了《宣和博古圖》，此書著錄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銅器839件，許多現在非常著名的青銅器在上面都有著錄。由乾隆皇帝親自主持編修的《西清古鑑》，早已成為清代最重要的青銅器官方研究成果。
清末民國時期青銅器收藏達到頂峰
清代是金石學的鼎盛時期，學人士子、官宦商賈爭相搜購，使錢幣、碑貼、三代彝器等青銅器，成為市場上的熱門藏品。從清朝末期到民國時期，湧現出不少青銅器收藏大家。
提起青銅器的收藏大家，必越不過“南潘北陳”——潘祖蔭和陳介祺。精通金石之學的潘祖蔭以“攀古樓”的銅器收藏聞名於世。潘氏所收藏的青銅器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在當時都無人匹敵。根據文獻記載，潘祖蔭所藏青銅器數量多達六百餘件，鐘鼎彝器之類數量頗巨，其中不乏盂鼎、克鼎、四齊鎛、史頌鼎、匽侯鼎和鍾等稀世文物，潘祖蔭是當之無愧的清末收藏吉金“第一家”。當時最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銅重器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其中前兩件就為潘祖蔭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寶有其兩”印章一枚。因其豐富的私藏，潘祖蔭還留下了一部金石著作目錄《攀古樓彝器款識》。
“天下三寶”剩下那一寶——毛公鼎則被陳介祺所收。陳介祺的收藏，儼然一座頗具規模的金石博物館。陳介祺收藏的青銅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十鐘等346件，其中商周青銅器248件，秦漢青銅器98件。
其他人如舊上海房地產大王周湘雲也喜愛收藏青銅器，因收藏阮元的“家廟四器”——虢叔大鐘、寰盤、葛伯敦、無款執壺，而馳名於上海灘。
“自古以來'玩'青銅器就被奉為高雅的追求，從事青銅器收藏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官僚階層，沒有學問的人也玩不了青銅器。青銅器收藏在民國時期達到頂峰，藏家輩出。民國時期的青銅器價位也高，口徑一尺左右的圓鼎能在北京換一個四合院，大約相當於300大洋。”賈文忠說道。
價值與價格嚴重錯位青銅器收藏何時回歸正統地位
賈文忠對記者表示，青銅器是中國的國粹，中國的藝術品當中只有青銅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認的。中國青銅器的藝術地位在世界上可與西方的油畫、雕塑相提並論，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館裡都有一個專門的中國青銅器館。世界各地博物館和美術館，無不把中國青銅器作為館藏重器。
青銅器一直以來都是皇室和貴族收藏群體的寵兒，歷代收藏家更將其收藏的青銅器作為鎮宅之寶，世代相傳。清末民初，一件古代青銅器可換幾十件乃至幾百件清三代官窯器。就是在90年代的海外市場上，中國青銅器的價位也遠超清三代官窯器，如在1993年，倫敦蘇富比拍賣的一件西周青銅簋價格是84萬英鎊，同時上拍的一件乾隆官窯器粉彩百鹿尊才2萬英鎊，青銅器價格超乾隆官窯瓷價格42倍之多。但時至今日，明清官窯瓷卻常常幾十倍於青銅器的價格，明清官窯瓷20多年來的漲幅是青銅器難以企及的。
一方面，因國家文物保護政策的規定，青銅器在流通上受到限制，國內市場交易極少。另一方面，因收藏鑑定青銅器門檻較高，不僅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豐富的文化知識儲備，還有相當的眼力和經驗，所以目前國內青銅器藏家數量較少，沒有形成大的氣候。
由於各種原因，青銅器長期被藝術品市場邊緣化。近十年來，青銅器在在不溫不火中交易價格雖在逐年增高，但遠遠未達到其應有價值，國內也還未形成應有的市場體系，青銅器的價位總體來說還是比較低的。在國際文物藝術品市場上，相對已進入億元時代的書畫和瓷器，青銅器的市場價值及其所佔份額還有很大差距。青銅器在收藏領域何時能重新奪回其正統地位呢？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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