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明代民窯青花瓷器款識概說

  

        款識,是特定時期瓷器上的一種標識。在古玩收藏界曆來就十分重視瓷器的款識，並把它作為判定瓷器年代、估量瓷器价值的一個重要依据。中國古代瓷器的款識，最早出現于宋代，但宋代署款識的瓷器不多。經元至明，在瓷器上書寫款識之舉才漸漸風行起來。尤其明代中期以后，除官窯器外，民窯瓷器中的“細路貨”也多具有款識，而且形式多種多樣。
        筆者20年來熱衷于古代瓷器款識標本的收集，尤其偏重于明、清青花瓷器款識瓷片的收藏和研究。近年來通過2000枚明代民窯青花款識的分類整理和潛心辨識、研究，有以下几點粗淺之見。
        一、明代早期民窯青花瓷器書款識者較少，而且多書于器內壁及壁底，未見有書于底足者。正德以后款識漸多，而大多書于底足。尤其嘉靖至崇禎期間，書款識者日多，几乎每件燒造、繪畫工致的青花瓷器都書以不同形式的款識。
        二、明代民窯青花瓷器款識多為四字或六字、三字、二字、一字及六字以上者較少。款識從右向左豎排，外周飾以雙圈、單圈或雙欄，也有不飾圈、欄者。款識多為楷書、行書，也有草書、隸書和篆書，但無論何種書體，大都書寫率意，不工致，尤其是草書，更是隨意揮洒，無有章法，而這恰恰是民窯與官窯款識的區別之處。花押款更是草率，一器一式無有規律，筆畫含混，難以辨識。
        三、明代民窯青花瓷器主要有年號、干支、吉語、堂名和花押款等，尤以吉語款為多。洪武至景泰期間的款識僅見器內壁及壁底書福、壽字者，為行、草、隸三種書體。成化、弘治時始見有底足書年號及福、太平者。正德時期的款識不多，僅見有大明年造、正德年造、大明正德年造、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几種。嘉靖時期款識形式漸多，除年號、干支款外，還首次使用了長命富貴、萬福攸同、永保長春、福壽康寧、天下太平、上品佳器、長春佳器、東昌造器等吉語款和學名款，而大明年造款為數最多。隆慶一朝為時較短，唯見大明隆慶年制、大明隆慶年造、萬福攸同、長命富貴、富貴佳器、玉堂佳器几種款識。萬曆皇帝執政時間長達48年，瓷器制造量最大，款識使用最多，除年號、干支款和嘉靖、隆慶時流行的吉語、堂名款外，又出現了宣德年造、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制和成化、正德、嘉靖等年號寄托款，以及連中三元、狀元及第等吉語款。天啟時期，宣德、成化、嘉靖等朝的年號寄托款使用較多，尤其是成化款更是“滿天飛”。此外除沿襲使用嘉靖、隆慶、萬曆時的吉語、堂名款外，又增有富貴長春、天啟佳器、天祿佳器等款識。崇禎時期，除繼續沿用前朝的款識外，並出現了洪武年制、永樂年制寄托款，特別是書于器內壁底的白玉齋、雨香齋、情古齋等堂名款尤多。嘉靖至崇禎各朝均使用花押款，其數量也比較多。
        四、款識是鑒定明代民窯青花瓷器年代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依据。判斷瓷器的年代不僅要看款識，而且還要從各方面綜合考慮。因為明代民窯青花瓷器的款識既有本年款，又有寄托款，而且一種吉語和堂名款往往沿用數代，如果僅以款識為据，很可能會造成斷代錯誤。正确的判斷方法應該是首先從胎釉、青花用料、發色著眼，然后再觀其繪畫內容和藝朮風格，最后才是款識。如果前二者均與款識年代相符，方斷代無誤矣。
        以上為筆者一己之見，難免有偏頗之處，但我總覺得辛辛苦苦得來的一點認識和感悟，不能一人獨享，而應介紹于藏友，盡管有“井底觀天”之嫌，但對于明代瓷器收藏來說，還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