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文物保護體制一直是一種行政管理體制，簡單說就是文物以國家所有為主，國家通過文物徵集從民間收集文物，統一分類、分級，由文博系統用於展示，由文物商店系統經營、出口。
建國初期，文物出口由外貿部門主管，意識不到位，管理不善，不管什麼文物可能說賣了就賣了；後來國務院開始重視文物保護，成立了圖博口領導小組，1974年國務院轉發《關於加強文物商業管理和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政策的意見的通知》，規定“對珍貴的文物應一律禁止出口。對時代較晚、有大量复品、又無收藏價值的一般文物，可適當地組織出口” ，但要採取'少出高匯,細水長流'的方針,有計劃地組織出口。但是，實際上執行的也不理想。直到80年代末，外貿批量文物出口才在文件層面才叫停。
1982年，我國出台了《文物保護法》，外貿部門的文物移交文物部門，開始建立專門的文物管理、保護體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保護為主、搶救第一”成了文物立法的第一要義，其實是要先還歷史欠帳，進而才能有餘力再搞“合理利用”。
因為沒有國內市場，直到80年代，民間文物一直是“零價值”，國家鼓勵“以舊換新”，文物被民間視同廢品，政府還專門發文強調要注意在廢品堆裡可能刨出來文物，應該及時轉交文物管理部門，可見民間文物保護也是“零意識”。
“煉銅、造紙和廢品收購等部門，不要把文物當廢品處理，應當配合文物部門進行揀選”這一在廢舊物資中揀選文物的規定，在現行的《文物保護法》裡還保留著。
缺乏經濟來源、仰賴財政支持的文物行政管理，從文保單位到館藏文物，一直遭受各種渠道的流失、失竊，而且得不到足夠的保護，自然腐蝕就足以導致毀壞，而且還有大量的文化遺產得不到文保認定。
直到80年代末，民間收藏重生，收容了大量流浪文物。最初，古玩攤點零星出現在花鳥市場中，最早一批收藏家在文物商店門口等著收十里八鄉送到城裡、被文物商店拒之門外的老物件。1992年第一次北京國際拍賣會一鎚敲響了藝術品拍賣的開端，這場拍賣會拍出了300多萬元的成交額，比全國文物商店加起來賣得還多：文物終於又值錢了，而且竟然這麼值錢。從此，民間掀起“收藏熱”，古玩市場開始逐漸發展起來。
九十年代，當齊白石、張大千一張畫賣出200萬元時，民間收藏開始風生水起，甚至帶動了海外文物回流。但是，相對龐大、正統的文博體系，民間收藏顯得五花八門、魚龍混雜，官員、名流、平頭百姓、古玩店主、境外商人，都從事收藏，但是後來逐漸分裂，其中一部分取得了法律地位，如拍賣公司、文物商店；一部分取得了商業地位，如馬未都、劉益謙等以收藏家身分的成名；一部分取得了文化地位，如開辦博物館、申辦文化基金。這些都算是修成了“正果”，與市場接軌，或者與體制接軌，最終將成為逐漸發展起來的文博產業的市場力量。
在古玩市場形成直到藝術品金融化的大環境下，相當部分的基於個人興趣的收藏家，只買不賣或者偶爾交易以藏養藏，被市場邊緣化了。
收藏始終是應該以“物”為基礎的，始終要以是否佔有有價值的收藏品來衡量收藏家的層次。最初，古玩行還有比較公平的規矩，即誰的貨更好，誰就倍儿有面子，地位得到圈內的認可。在傳統的古玩行里，再牛的古玩店主，一件國寶來到屋子裡，一屋子東西都黯然失色。但是，到了魚龍混雜的全國大市場上，競爭規則就變了，因為絕大多數的公眾是不懂收藏的，所以無良商人可以爭著說自己的東西才是最好的，而只有掌握話語權的玩家，才能取信於公眾。
市場經濟帶來的最大的衝擊就是，對古玩並不了解、看熱鬧的人太多了，質量和價格都不透明，不公平交易的土壤非常肥沃。
首先，人以知為貴。一個不管因為什麼原因變成了名流的人士，巧舌如簧，公眾就信了，就成了“專家”；其次，物以知為貴，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炒作，價格就上去了。
現在還有一個觀點，文物只要是在海外拍的就好。實際上，海外拍的以普品和國內過去的贗品為多，珍品根本沒有想像的那麼多。但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在現在商業社會就有商人專門“定位”於“海外鍍金”的市場，回流一件火一件，國外有的拍賣會幾乎是把圓明園當成某種品牌，只要舉辦圓明園文物拍賣，來的人就多，價格就高，明著坑中國人。
古玩市場是一個典型的檸檬市場，特點是越是叫賣的歡的，越是有問題。反過來，不是專家，休想買到值得的東西，因為真知道自己的東西好的、難得的，人家不賣。“好東西不出手”是收藏圈的一貫的傳統。所以，能買到什麼東西，一向是件隨緣的事。但是反過來，古玩市場一旦成了大市場，再這麼搞就缺乏可持續性，時間不久就沒人願意來買了，會造成市場萎縮。
傳統上，古玩市場就不是一個童叟無欺的地盤，而是一個“買者自負”的競技場所。當奇貨可居，越來越多的“棒鎚”進入這個領域，專家互相撕咬起來，而且往往越是假專家撕咬的越歡，給公眾的印象就是整個行業不靠譜，就導致整個市場喪失了公信力。類似的例子如奶粉三lu門鬧出來以後，整個國產奶的行業都倒掉了。
再沒幾年，第一代逛花鳥市場的收藏家因為家庭、後代的原因，可能沒人支持他的興趣，因此會出手大批藏品。這個時候如果趕上一個“牛奶市場”一樣的慘淡年景，那可就撓頭了。
檸檬市場只有一條路可救，就是發展專業化，將鑑定、投資的任務交給有能力的機構。但是，這一解藥遇到一個攔路石，就是現行模糊不徹底的“文物認定制度”。
一般來說，市場遭遇暴風，我們習慣於由官方機構“給說法”，可是，在古玩這個市場上，文物官方機構還真給不出說法來。
文物行政管理，使得政府壟斷了一項重要的權力：文物認定權。文物認定權是鑑定真古玩、排除贗品出市場的一項重要權力，傳統上是有聲譽的收藏家、古玩商等人擁有的。但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文物認定權被賦予了文物主管部門，文物主管部門又把這項權力委託給了文博機構；而文博機構，由於兩大原因，拒不接受民間的文物鑑定：
一是主觀意願的問題。責任大、壓力大，卻難以衡量政績的事情，機構沒有動力抓好，也就是說缺乏做好這項公共服務的製度支持。
二是客觀能力的問題，文博機構也沒有文物鑑定的能力，體制內專家對文物的文化內涵研究的多，懂“鑑真”，但是“鑑假”不在行，沒有混過古玩市場就沒見過贗品，沒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做不到。
文物認定，本質上是一項行政權力，也是一項公共服務。如果文博體系和文物行政部門不能履行這一義務，首當其衝受到傷害的倒不是收藏家、私權利，而是國家文博事業的大局。
鑑定能力的缺失對收藏家本身沒什麼危害，因為多年來收藏家都是“買者自負”，一開始買錯了就歷練到有一天能買對為止。但是，對於文博事業與文博產業來講，這將釀成不治之症。
一是公益的博物館體係受到根本信譽損害。因為博物館如果對真品沒有把握，研究和展示就如同沙上築城，損害一國的文化形象，現實中就有許多博物館買假、買到有爭議的高價收藏品的例子，如2003年故宮從嘉德拍賣行購進2200萬元的《出師頌》，就引發了文博界巨大的爭議，認為這一交易問題很大。後來故宮副院長肖燕翼承認嘉德自己的兒子肖洋在嘉德書畫部工作；
二是依賴市場容量增長的文博產業將喪失發展前景。鑑定成問題，消費與投資無法拉動，產業化前景自然就看淡。目前，藝術品市場體系已經完全、規模寵大，並且習近平主席夫婦親身帶動發展文化產業，在APEC期間彭麗媛帶與會的外國政要參觀首都博物館精美古代藝術品，習近平在主政福建時就提出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產”。但是，如果文物鑑定不靠譜，真假不辨，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認識，談何愛護和保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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