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否定民間藏品 導致大量文物外流 —— 專家鑒定文物十大通病
當今，文博專家在鑒定文物時，通常除了易見的普品之外，對一些稀罕的珍貴文物不認可。原因就是鑒定專家沒見到過，認為曆史上沒有這種東西，或認為這樣的東西不可能在民間等等，而且，這種不負責任的“鑒定方法”成了專家們較為默契的“通病”或“潛規則”。歸納起來有十種：
一是國家博物館藏品中從沒有的，不認可；
二是官方考古机构從未發現過的，不認可；
三是陶瓷曆史文獻里沒有記載的，不認可；
四是權威鑒定机构無法認知不了的，不認可；
五是文獻雖有記載，但敘述不詳的（如柴窯），不認可；
六是權威出版物里已“拍板”或“斷定”沒有的，不認可；
七是被當今專家名人或學者，認為古代沒有的工藝，不認可；
八是與官方藏品在，色彩、紋飾、胎釉略同但有小异，把握不了的，不認可；
九是有部分資深藏家研究論証确是“到代”的文物，與權威專家“觀點”相悖的，不認可。
十凡不是“考古界和學院派”研究的成果和業績，民間學者有重大發現的研究成果，不認可。
但是，藏界早有共識，我國的古瓷的确有特殊罕見的、或者壓根兒就有前所未見的珍品存世，這是不可否認而客觀存在的事實。有些專家太低估了文物在民間的存世量，各時期各朝代的文物都千模萬樣，誰都不可能盡收眼底一覽無遺。中華五千年光輝的曆史，祖先創造並遺世了許多未知的東西很多。因此，不得不承認現在有些才出現的，或留傳有緒至今的一些稀少罕見的老物件，各大博物館不一定都有。所以，一旦某些特殊极罕的文物面世，有的專家學者今生也從沒見過，更談不上對某種文物的研究考証了。況且，即便是國家頂級的專家也必須承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無限的，而個人的認識是有限的，專家也成在某些盲區。因此，博物館以及書藉史料中，也就無法查找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參照資料和數据。
在藏界常有耳聞，有相當部分的鑒定專家，以恪守自己局限的知識並以官方的藏品，“以偏概全”實施這種盲目的對比鑒定，這早已是業內的一種“通病”。這種不負責任的鑒定，導致民間較多很有价值的藏品被“封殺”。有些真實事例在藏友中偶有發生，十年前，有位老兄家里有件每年專用腌制，口條豬肚的青花大罐。通過較多的藏友幫忙長眼驗証，其形制和胎釉，包括裝飾圖案和繪畫風格，以及所用的青花鈷料均屬于“元青花”范疇。遺憾的是，通過北京某一科技檢測中心和專家的鑒定均被否定。隔年后，持有者無奈以老仿品1.2萬元的价格賣給了一個外地的藏家。有趣的是，兩年后，“中國海外尋寶團”，在國外以將近600萬元的价格拍回了還是這個“元青花”大罐，並以保護“流失海外藝朮品”回歸而甚感榮耀，這樣的事例並不少見。使眾藏友不可思義的是，略有上檔次的文物，在國內均很難得到專家的認可，一但“推出”國門而流入海外，即被國外專家認可並能拍出惊人可喜的价格，這足使中國的專家無比地汗顏。
据有關報道顯示，中國走私流向海外的文物，每年高達至少几萬件以上。追究導致其文物外流的根源，由于文博界的政策不力，對本土之珍的文物如棄兒般地不與認可，當這些文物在中國無容身之地時，也就完全失去了文物价值的體現，這就導致眾多的文物持有者不得不“割肉”濺賣而轉讓。對于那些走私違法之事即與“原藏者”毫無干系，這樣就給那些違法走私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物貨源，迫使國內大量較為珍貴的文物，源遠不斷地被“掃出國門”而流向海外。以上所論事實，充分體現出中國文博保護政策的缺失和文博專家不專不力，國人只有無奈而為之嘆惜。
縱觀中國改革開放30年，和中國從新開捶拍賣20年，在這時期，古陶瓷造假，青銅器造假和書畫造假成風，全國制假售假遍地飄紅，是有史以來最凶猛泛濫的顛峰，其汙流的去勢不可阻擋。
再有，就是世界各國不得不承認的，目前所使用的各種多樣的科學儀器，對檢測古陶瓷年代的准确性基本都不靠譜。据權威資料顯示，其“科學檢測年代”的机動性，和不确定性的數据均在700年至1000年左右，也就是說，對檢測宋、元、明、清的瓷器也只能作為“假”參考。至于檢測“唐”以前的陶瓷也只能作為年代的“假”輔助手段。
在藏界眾所周知的，日本几年前曾宣布發現了轟動世界的，一件唯一的“中國柴窯青百合花瓶”。並曾于2005年，已通過世界最權威的英國牛津大學“熱釋光”的科學撿測，被測定确為700至1100年前燒制的，這和后周皇帝“柴榮”在位的時間基本一致。因此，日方基本認定該瓶就是柴窯器。這其中不确定就有400年的誤差，至今在藏界仍是疑聲一片。
因此，在國內當一件特殊罕見的古瓷出現在專家面前時，由于鑒定專家從沒見過和知識的局限，他們寧愿判假而決不敢看真了，這就是鑒定專家，與“科學机檢”都成在怯懦相同的“病因”所在。
清中期 雕樹木牛羊紋竹筆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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